第三二四章预备立宪

这也是我痛定思痛的结果，与其慢慢放出权力滋养出一些人对于更多权力的欲望，还不如一次性将权力释放出来，并形成无可更改的钦定宪律以明白告知权力的内容。这样倒还可以避免像袁戴瞿等人的半谋逆的小团体。

至于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明白无误的宣告了皇室阶层将逐渐退出权力中心，皇室除了拥有数目庞大的经济利益和大片的皇室产业之外，在权利层面将渐渐成为一个普通人，只是在荣誉上享有着全民的普遍拥戴而已。

而将来慢慢就要开展的宣传攻势，也将逐步阐明皇室存在的价值，和皇室对于维持一个稳定的大一统的国家的重要性。

虽然这基本上是颠覆性的消息，但是一些内阁文官们听了似乎都显得不怎么惊奇或是难过，相反他们倒有点高兴的样子，文官阶层毕竟是受过英国人政治文化十来年的熏陶，加上整个国家的视野开阔了，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的政治体制是未来的历史趋向。否则我一旦龙驭宾天，国家将面临无所适从的境地。

而梁启超也在最后一天的说明会上当众宣布他无意担任目前与鹿传霖竞争着的内阁总理大臣职务，虽然在北京和外省他都有着不少的支持者，与鹿传霖主要的各省支持者难分伯仲，但他坚称作为国政研究的执行者和负责人之一，他不能担任这样的职务，包括议长的职务和大理寺正卿的职务，否则他将很难逃过以权谋私的嫌疑。

7月21日，在北京城南内阁建筑群北侧的国会管，举行了预备立宪说明会，与会的有在北京的五品以上官员，会议在我的主持下，由梁启超介绍了未来国家政体的运作模式，最迟不会超过1921年，国家将正式转入新政体，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皇帝将逐步放弃人事任免权，内阁各部级官员由内阁总理提名担任，而内阁总理人选也将不由皇帝指定，而是由全国届时所有有参政资格的政党各自提出提名，并展开竞选以争取全国国民的支持，票数优胜者当选，获得皇家颁发任命的资格，在皇家签署任命书之后，正式当选内阁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任期五年，并至多连任一届。

而选举方法则采取近似美国的选举人制度，到1921年时国家可能会有超过四十个的省份，每个省份根据人口和对帝国的重要性的排名，获得不同数量的选举人资格，全国总计八百张选举人票，由各省分配得到九成五也就是七百六十张，其余四十张，由各近支藩属国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近支藩属国目前有琉球，朝鲜，天海，暹罗和廓尔喀。

选举人的产生办法则由各省的各级咨议会选出，咨议会制度试行了有不少年了，各省也已经积累了相应的经验，从乡镇一级直到县州府，再上溯到省级，层层建立起代表民间意愿的咨议会，并在内阁总理选举年选出与总理任期一样的选举人。

而咨议会在平时也需要对各地方的地方行政官员进行选举，但他们没有提名资格，提名资格掌握在内阁总理大臣手中。以避免地方保护太强，削弱中央的弊端。

一直在京的八百名选举人组成国会，日常内政和外交事务由内阁总理大臣和国会决定处理，对外战争或是应对战争的事务，则由国会处理，由总理大臣宣战。

在场者也在我的带头下以掌声对他表示了敬意，并在我的提议下，一致通过了试行选举梁启超为北京地区选举人，也就是国会议员的提议。梁启超也成为中华帝国国会，第一个议员，并在我的第二个试行提议通过后，成为国会终身议员。

趁着这股热度，我也试行按照既定的皇家任命仪式，缺席任命了鹿传霖为新一任内阁总理大臣。

当然这只是预备立宪，从今天起到1921年1月1日，我仍然是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这段时期内，我将致力于完善这个未来的国体，和保证这个国体的顺利施行而不落到野心家的手里。这是7月29日《中华时报》头版全文刊载的《钦定中华帝国预备立宪诏》开宗明义就讲明了的。

皇家军队总司令由皇帝兼任，副总司令由内阁总理大臣兼任，形成全国武装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军队效忠皇室，但在平时接受内阁总理大臣的指挥。

从权力分配角度看，内阁总理大臣掌握着行政权，也就是内政和外交的权力，但他对于司法层面的权力，却与一个普通公民无异。

而国会则掌握着立法权，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都将由内阁制定，并以钦定名义颁行全国，形成一个规则制定者的集体。代表人物便是国会议长，议长由国会选举而定。

司法权将从现行的行政体系中剥夺出来，由大理寺的各级分支机构掌握，拥有执行法律和行驶审判的权力。而大理寺正卿，则由国会选举出来，并由皇家任命。

总体而言，这连续几天的说明会，向听者们陈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在，也完全不同于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皇帝大幅度将自己手中的权力释放了出来，所不同的是一批分散释放，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分散着向内阁慢慢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