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八章 草莽的时代

来自一线的体会，总是充满感情，充满说服力。

小苏对老婆的疼爱，此时体现在语言上对老婆背书：“我也觉得是这样，你想，欧美人总是造高档的东西，为什么？利润高呗。如果他们产低档货，谁来支撑高工资高福利？我们中国人就不同了，劳动力成本低，刚刚脱贫要消费，这就有市场。民劳作坊要生产，就提供低端产品。我们不嫌工资低，只要比种田效益高就行。你们看看，只要有钱赚，中国人要他每天加班，都有人干。最近流行一个词，叫人口红利，我不太理解，估计然然学过，大概是中国劳动力便宜造成的吧。”

又从微观扯到宏观，小苏也是照顾学院派感情吧，他这个人，善于观颜察色，左右逢源。

“人口红利是个比较热的概念。”然然当然比较理论比较高端了：“我们中国人刚从贫困线中解脱出来，拥有巨大的致富热情和劳动人口，光这还不够。如果光人多，与非洲就没差距了。关键是，我们劳动力素质高。中国一半以上劳动人口都有中学以上教育经历，这可是工业化必备的劳动基础，这个素质是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比较不了的。中国还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也是所有非洲国家比不了的。你想想，用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素质，给发展中国家的工资，这劳动效率和成本，就造成了巨大优势。林毅夫教授把这个优势做了个总结，叫比较优势论，目前在学术界，这个理论热度不小。”

比较优势论，与市场差异化竞争，当它们碰在一起的时候，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改变。在这个改变中，王班长只不过是千百万冲锋队中的一人，妍子随后的发言就是证明：“其实，我们温州，已经有好多人到国外去了。非洲是一部分，还有东欧，还有俄罗斯，还有的在欧洲巴黎、意大利，按这个理论，他们都是在差异中找商机，在比较优势中发财。”

“从绝对意义上讲，然然所说的三个，都变了。这当然是个哲学判断，依据是运动的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我们最重要的是寻找相对意义上的变化，依我的看法是：主要的因素是中国变了。”

李茅这才反应过来：“对，庄哥说得对。当今世界上，变化最大的，当然是中国。我觉得，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从原来的政府间关系为主，转换为民间交往为主，这给了民营企业以机会。比如中国的改革，就是化整为零的战术。将大集体的农村土地化分为家庭小承包，将大工业的体系中允许乡镇企业或民间作坊作补充，将大商场划分为小柜台出租，现在全国最大的中外民间贸易市场义乌，卖的主要是小商品。化整为零游击战是我们民营企业家的强项，也是中国人的优势，当年日本人也没办法对付的。”

李茅虽然是理科生，但对军事之类的东西感兴趣，最喜欢在我这当过兵的人面前引用军事术语，这虽然幼稚，但可爱。

当然，理科生毕竟是理科生，他除了用比喻等不靠谱论证方法外，也少不了理论的严肃总结：“解放每个人的创造力，这就是改革吧；解放所有地域和市场的束缚，这就是开放吧。”

搞得像个政治家似的，总爱发表一些纲领性的东西。我岳父是这样，老一辈的人都有点这个倾向，跟谁学的？

学得快，悟得快。对于赚钱的理解，妍子不需要学习，这只是她的本能。

妍子的话总是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她是成功者，来自于一个盛产成功者的地方。小苏说到：“温州人，盛产英雄。我记得，我老家那穷的位置，在我小时候，就有温州人去做小生意。现在满世界跑，天生就是做生意的人种。什么原因呢？”

妍子不回答时，我得硬答,老公的责任要扛在肩上：“我估计，温州这地方人多地少，必须出来找饭吃，这是逼的。另一方面，靠近江浙，工商业有传统，上海金陵，历史上与乡间的差距巨大，他们善于找市场差异。他们是中国最负盛名的行商，善于在坐商与官商之间，寻找利润。”

妍子崇拜地看着我，她没有理论，我在她眼中，就是理论家。

但是今晚最闪亮的女人，不是高高在上的然然，也不是成功证明的妍子，而是小苏的老婆，要说原因嘛，秘密在她的大肚子上，她一个人说话，思维的估计是两个人。

当然，在然然面前，我得表示出对他的肯定，人家要结婚了，过几天的新郎官，也是官嘛。

“李茅说得有道理。每个人的创造力被解放后，总有些英雄杀在前面。”我的点评增加点感情色彩，这里毕竟是酒桌，况且还有感性的、水灵灵的女人们。

“我觉得，是差距引起的。”妍子平时不参与理论纠缠，但今天估计喝了点酒，兴奋起来了：“我也知道他在温州进货的东西，他是赚了钱。其实那些东西在我们中国看来，都是比较低端的，虽然是合格品，但基本没有品牌，都是原来小工厂的杂牌子，这在中国是乡镇市场上卖的，还卖不出价。生产这类东西的厂家，我所知道的，在温州，也有些倒闭转产了，因为这东西过剩，在中国不赚钱。但是，这东西到非洲，就不同了，既然在中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那在非洲就算是好东西了。据王班长家属讲，他的批发市场就在非洲的大城市。比如在非洲，用得起微波炉的，都是条件比较好的人。但也架不住原来产品的价格高昂，原来的微波炉都是欧洲来的，价格是我们国家的好几倍，人家花钱也心疼。我们的货虽然不是品牌，但照样合格耐用，钱是人家的一半，甚至一半都没有，人家不欢迎？所以，嫂子说，他们的货有时还没进港，批发商的预付款就打过来了。你们说，我们过剩的东西在非洲抢手，这是不是因为生产水平的差距造成的？”

从李茅的巨型宏观突然跳到妍子的具体微观，这种讨论充满张力，张力，让讨论有了生机和可能性。

也许是受到妍子发言的鼓励，一直不怎么开口的小苏的夫人也冲了出来：“我觉得妍子说得对。我是站柜台出生的，王经理的方式我也了解。比如妍子开酒吧，卖高档红酒，但代替不了奶茶店，还有靠边卖冰棍的，各种消费的档次差距，就注定了各种消费市场的存在。别说是非洲与中国，就是中国内部，乡镇市场的东西和西单商场的东西，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别说是大中国，就是在北京，差距也无处不在。就说这手机。王经理当年卖杂牌子，隔壁大品牌的体验店，营业额也不一定比我们好。现在我们开的这店子，定位于二流品牌，不也还是有市场？中国本身就存在巨大差距，所以，高中低档的东西自然就冒出来了。欧洲要高端的，我们有。非洲要低端的，我们也有。有差距就有商机，这是我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