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 改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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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摇摇头，捋须说道：“因为石渠阁之议。”

孝宣皇帝虽然尊崇儒学，但他采用的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治国之策，所以他力主恢复旧制。认为把皇权和相权分开，把皇室和朝廷分开，更有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力的增强，权力斗争的激烈，朝堂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部分大臣说要独尊儒术，以德治国，要修改一些治国之策。一部分则坚持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之策治国，拒绝修改既定国策。于是，朝堂上下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经学辨议。

孝宣皇帝为了统一儒家学说，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召集了二十余位当代各类经学的硕儒讲论“五经”异同。名士硕儒们论述了他们对经学的不同诠释，再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由孝宣帝决定采取一种最合适的解释，并把这种经学解释作为官学。

参加石渠阁经议的有学《礼》的通汉、戴圣，学《诗》的张生、薛广德、韦玄成，学《书》的周堪、林尊、欧阳长宾、张山拊，治《易》的梁丘临、施雠，治《公羊春秋》的严彭祖，治《榖梁春秋》的尹更始、刘向等。

经议由梁丘临提问，诸儒回答，太子太傅肖望之平奏其议，孝宣皇帝亲自裁决评判。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共辑奏议一百五十五篇。经过这次会议，博士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榖梁”。本朝博士经说的分家，除《诗》学原有鲁、齐、韩三家外，其余均始于石渠阁经议。

孝宣皇帝重视《榖梁春秋》，因为它有利于加强宗法礼仪的控制力量，可以纠正《公羊春秋》学片面强调法治所引起的弊病，适应了当时“稽古礼文”的要求。所以石渠阁经议的结果，就是《礼》学和礼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戴和小戴《礼记》，就编成并盛行于这一时期。

石渠阁会议使孝宣皇帝的权威变成了经学的权威，经学的学术观点随即变成了国家的最高律法。于是“以德治国”成为制定国策的基础，“臣事君以忠”，皇权至上，相权就此被彻底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