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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情况,蒋臣建议朝廷不管赋税还是赏赐、罚锾。一切都用宝钞,这样,民间也就不得不使用宝钞了。民间使用宝钞,自然要以银两来倒换,为了迅速推行宝钞,蒋臣认为有必要仿洪武十三年旧例,在京城,在各地设置行用库,便民倒换宝钞。由于钞法中有以宝钞兑换制钱的规定,因此,蒋臣建议尽快把各地已废止的铸局恢复起来,重新开局鼓铸制钱。他说:“今既颁发钞法榜文,即宜颁行钱法,其十三省,皆令各布政司开局鼓铸,布政专董之”。
各省的铸钱费用,从应解京的钱粮中动支一部分,大省动支十万两,中省动支八万两,小省动支六万两,按朝廷所颁钱样鼓铸。“费银一两,铸钱一贯,惟务精好,不取铸息”。户部衙门各钞关,各边饷司,也准许动支铸本一、二万两,开局铸钱。为了促使各省尽快开局鼓铸,蒋臣建议应将户部铸钱所需费用,“铜价炭价,尽责地方之不铸者”。
强制推行货币蒋臣知道明初行钞的教训,因此他计划恢复宋时界法,一界之后,以旧易新。“则通天下之钱数,又足相抵”。他提出,每年行钞三千万贯,一界行钞一万五千万贯,用来换取民间的银两,然后,把收聚朝廷的银两,通过“赏赉与积谷之法,以流通于下”。至于钱钞兑换,蒋臣拟规定,“凡商人买到新钞至彼,即以钱偿之,一钞准钱一贯,不许短少”。这样,可以避免“官胥留难”,保证宝钞兑换信用,使宝钞能顺利地流通于民间,达到朝廷行钞的目的。
有关印制宝钞及官员设置问题,蒋臣认为印制宝钞务必精致,他引举明初印制宝钞之例说“御前颁发者,质厚重而致洁清,为外廷所未经见”。对明初宝钞质量大加赞美。蒋臣提出印制宝钞地点有二:一在内府印造,一在户部开局印造。但他认为在内府印造为宜,这样,“民间无从模仿。”至于宝钞票面上的印文,蒋臣认为宜用内府印,而宝钞提举印可改为户部左右堂督理之印,“印以紫粉,以重事权”。宝钞印制费用,蒋臣计算一下只需五厘一张便可。设置官职要慎重共事,蒋臣拟对明朝现行钱钞机构加以改进。当时,钞法由户部侍郎督理,而宝泉局又有专门官员参与其事。他建议,钞法也应象钱法一样管理,钞法或者和钱法一同兼理,或者两者分理。不管采用哪种形式,都属于户部左右侍郎掌管之中。而当时地方各省掌管钱钞法的都是各省抚按,户部左右侍郎不能有效地督理地方钱钞之法。因此蒋臣请求户部两侍郎应加授院部头衔,有权管理地方钱钞之法。提举宝钞司一官,也应改为户部委派,这样,才能对钞法有所裨益。
比重八哥聪明多了。居然知道回收、有效期跟防伪,呵呵。但是,也只能是呵呵。这样的想法,太过于超前了。而且,发行纸币,大明朝廷的准备金在哪里?政府信誉在哪里?蒋臣提出的官府照常收兑使用。也只能是很完美的出现在题本里,试问,你把一叠印刷精美的宝钞发给眼下正在陕西练兵的孙传庭充当军饷,孙传庭和贺疯子等人不发飙才怪!
但是,病急乱投医。穷疯了的大明朝廷对于蒋臣的行钞计划,简直是如获至宝。不仅崇祯皇帝龙颜大悦,大力支持,而且得到户部尚书倪元璐及侍郎王鼇永的支持,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印制宝钞的计划很快便紧锣密鼓的操办起来。崇祯帝一方面谕户工二部,让两部按旧例,“责取桑稂二百万斤于畿辅、山东、河南、浙江”。将办置印制宝钞纸张事项,分派到各省。一方面谕礼部,要礼部将废旧考卷及废籍故纸一并搜取解送到宝钞提举司,以备造纸之用。
印制宝钞需要工匠,而明朝已有百余年没有印造过宝钞,原有的工匠早已不存在了。因此崇祯帝又谕工部:“造钞急需匠役。著该部责令五城上紧召募一千名,务选谙练钞纸印刷者。炤数速解,以供造作”。为了尽快增加宝钞印刷量,崇祯帝又要求工部,“雇觅在京工人一千五百名分派各作,随匠演习”,并给予一定的“养赡工价”。以安其心。尽心印造。印制宝钞的物资、技术条件一切备全后,崇祯帝特设宝钞司,昼夜督造宝钞,尽快发行。
崇祯十六年底,在朱由检和主要朝臣的大力支持之下。沉寂了百年的大明宝钞重现江湖,世界上第一款以金银为本位的纸币发行后效果如何呢?按照史书记载,宝钞一发行就立刻遇冷,蒋臣所谓的发行宝钞后“岁造三千万贯,一贯价一两,岁可得银三千万,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银尽归内帑矣”的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反而是“募商发卖无一人应者”,京师、留都等大中城市拒绝接受宝钞,很多商铺关门歇业。而当时的阁臣蒋德璟直接对朱由检说“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
“如果我再加上一把火,会不会彻底烧死大明朝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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