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五十九章 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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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人地矛盾，生活艰辛。绍兴历史上堪称“鱼米之乡”，但由于“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期间中原汉民的三次大南迁，人口不断增加，人地矛盾不断加剧。宋时，“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大大地加重了绍兴耕地的承受负担。根据王振忠先生的研究，“早在16世纪末，绍兴府平原的开发就已经达到了极限。”晚明时绍兴人祁彪佳说：“越中依山阻海，地窄民稠……以二人食一亩之粟，虽甚丰登，亦止供半年之食，是以每藉外贩，方可卒岁。”到了清代，绍兴的人口密度竟达每平方公里579.55口，居全国人口密度的第三位，人地矛盾显得更加突出起来，以至“水岸田畔，凡可资耕种者，几无一隙之存”。穷则思变，在这样一种困难的情况下，人们为了生计，便将视野转向了耕种之外、地域之外，想起了手工业、商业、借贷救贫等办法，动起了扬己之长、外出谋生、为人作幕等脑筋。

三是科举难就，功名诱人。崇尚读书、追求功名，是绍兴的传统社会风尚；通过读书，求得功名，是一代又一代绍兴人的奋斗目标。逮及清代，这一风尚和目标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城中子弟成童就传举业射策。约十家坐一塾师，四隅内外攻制，举业者云集别业，子弟发未蓄，便能开笔成文，辄采芹藻，或再试。童子不利即弃文就武，习韬钤弓矢”，从而出现了“中式虎围者每科多至十余人，少亦不下五六人”的情形。据统计，从顺治元年（1644）到宣统三年（1911），绍兴“中举人者二千三百六十一人次”。“从顺治三年到乾隆三十九年（1646-1774），绍兴府的举人数达656人，占全省总数的15.5%”；本籍人本地考取的“进士数也多达505名”，“居全国科甲排行榜的第六位”。这些数字的背后，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竞争激烈，一个绍兴人要考中进士、举人，比起其他地方来，要困难得多。第二，励志效应，如此众多的人中进士、举人，刺激了更多的人们去苦读书。第三，官职有限，不少中进士、举人者不得不做“后备干部”，先为人作幕，再等待机遇。第四，另辟蹊径，更大量的读书人因过不了科举这座“独木桥”，而另辟其他的求生求名之道，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作幕、经商。其实，科举不顺，去而学幕的也不仅仅是绍兴一地，晚清名臣当中的几位，林则徐、左宗棠都有给别人做幕友的经历。就连翰林出身的李鸿章，也曾经在他老师曾国藩的大营之中做幕友，充当文案。其中，最为有名的，就应该是扬威绝域万里之外，为我中华收复新疆，镇压陕甘回乱，杀得白彦虎一党百余年后都不敢向东望一眼的左宗棠左大人了。

四是亲缘认同，形成“声气”。绍兴人特别讲求包括乡缘、血缘、师缘在内的亲缘关系，它们大量地被记录在师爷们的书牍当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师爷许葭村的229篇《秋水轩尺牍》与龚萼的186篇《雪鸿轩尺牍》。乡缘除了老乡之间的互相提携推荐之外，很重要的，是还有遍布各地的绍兴会馆。这些会馆不少具有“准师爷之乡”的性质，有的还举办专门培养师爷的幕学训练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儿女联姻等血缘关系，自然是师爷群体中最重要、最亲密、最有用的一种亲缘关系了。这种“彼此各通声气，招呼便利”的亲缘关系，是绍兴师爷群体形成、兴起、发展的重要原因。

这是历史。因为李守汉这头夜枭（也就是猫头鹰）的到来，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杭州、宁波一带设立了商贸区之后，绍兴人敏锐的抓到了一个更大的商机，利用毗邻杭州湾的优势，和宁波乡亲一道大做特做各类生意。一时间，白花花的银元，就像钱塘江的江水一样流淌进了无数人家的库房。

国人有了钱，自然不外乎修祖坟，盖祠堂，建园子几件事。于是，伴随着杭州宁波商贸区的不断扩大，一水之隔的绍兴，也是不停的大兴土木，房价地价一涨再涨。但是，明堂豪宅，亭台水榭之间，却总有人意犹未尽。

富了想贵，是国人的另一个爱好。

但是，科举考试的名额就那么多，都是从太祖皇帝就定下来的规矩，任凭是哪个也不敢造次，只能从万千人之中凭借着真材实料，外加风水运气祖上阴德等等不可预知因素来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