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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程心中颇为不以为然。但是,因为洪承畴掌握着他和他史家的生死穷通富贵,所以,他不得不对洪承畴的话做出一副醍醐灌顶的神情来。因为,史可法虽然已经死了,但是,整个史氏家族却都已经成了大清朝的官员顺民。

历史上,史可法在当清军初抵城下时指挥失当。总兵刘肇基建议乘敌大众未到,立脚未稳,出城一战。史可法却说:“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在城守方面,“旧城西门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势若建瓴,且为兴化李宦祖塋,树木阴■,由外达内,绝无阻隔,枝干回互,势少得出。诸将屡以为言。公以李氏荫木,不忍伐也。且言,诸将以此地为险,吾自守之”。二十四日夜间,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城上鼎沸,势遂不支”。二十五日,扬州陷落,刘肇基战死,扬州知府任民育、何刚等壮烈牺牲,史可法被俘后遇难。

也就是说,同江阴这座小县城坚守了八十三天相比,扬州府,这座在当时的世界上也能排进前二十名的大城市,仅仅守了不到一天就宣告陷落了。

对于史可法的誓死不降,应当充分肯定他的民族气节。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门户之见的影响,对史可法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不顾史实作了过分的渲染。综观史可法的一生,在整个崇祯年间并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业绩;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时期。作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分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即以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也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说他坚守扬州达十天之久,给清军重大杀伤,也不符合事实。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的遗书中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看清楚,这是他自己写的遗书,这可是最真实的历史资料了。多铎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其见识和才具实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阴县区区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顺治十年(1653)谈迁路过扬州,曾经专程到梅花岭寻谒史可法衣冠冡,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写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西门摧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于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无能。总之,史可法的一生只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洁勤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至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明清易代之际激于义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孰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史可法没有投降,不代表他的家族没有投降。也许,他个人的宁死不降正好为家族的投降多了几个讨价还价的筹码。

“赤豹,我问你,李家二公子带着本部撤走的时候,城中留下的这些兵马,可曾有一箭相加?可曾有一兵一卒的追赶?”

“却不曾有。”史可程低下了头。任凭着雨点灌进了袍服的领口之中。开什么玩笑?南京城中,稍微有点战斗力的部队是马士英率领的勇卫营,已经被他带着护卫圣驾逃出了南京。剩下的兵马不过是些样子货,除了用来摆队,摆场面之外也就是耗费粮饷一样的用场了,你让他们去追击素来有勇悍顽强之名的南粤军?只怕他们会先全军哗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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