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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质满意地点点头：“崇贤坊中办学，岂能收留杂胡？”
以粟特为典型的“杂胡”是具有特殊性的，因为明面上，大唐朝廷是严格控制域内汉人经商，所以旧时代在长安的主要贸易商，其实就是粟特人。
因为政治需要的特殊性，导致尽管粟特商人多是“白手套”形式，可“白手套”一旦脱离了主人的掌控范围，自然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于是粟特商人一面在长安以“白手套”的形式扩展商路壮大人脉，一面又借着大唐权贵的力量，在西域或者天竺等地“狐假虎威”。
要不是某条土狗大吼一声“来不及解释了快上车”，整个大唐的画风还是很和谐美满的，广大人民群众依然过着“男耕女织”的美好生活。“诗书传家”依然是广大社会主流所追捧的模范家庭，怎可能追逐铜臭？
可以这么说，贞观朝的某年某月某日，某条江南来的土狗把一群本该养“白手套”的权贵，直接带阴沟里去了。
权贵的总体数量少了，粟特商人争着做“白手套”的行情，也就更加激烈。
僧多粥少么，正常规律。
但事物发展是带有惯性的，唐军直接干趴西突厥，镇压西域的时候，以粟特人为代表的胡商，还处于一种“自由散漫”的状态中。
即便有聪明人想要联合起来，但也只能团结在安菩这种“近亲”底下。
可安菩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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