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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工科生

听完骆宾王的一套“狼羊论”,王福畴只觉得这套理论跟当年怀远郡王李思摩的“狂犬论”有得一比。

李思摩自比“狂犬”固然是调侃玩笑,但多年以来的操作,却是典型的法家手段。贯彻对自己供奉之君王的忠诚,无条件的忠诚。

这种忠诚和道德意义上的品质无关,而是作为一种信条,一种理念,一种价值观来维持秉持此理论之辈的生存意义。

乃至在生存终结之后,后世在传说生前故事之时,也要为此理念所震撼、震慑。

龙门王氏并没有资格在隋唐帝国的政治版图上大放异彩,正如大多数“二流世家”那样,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投机投资投献,总会有收获。

而阿史那思摩的“狂犬论”,在王福畴看来,这并非是臣子对自身的描述。他更多的,是用另外的视角,去解读君王,去影响帝国。

也就是说,“狂犬论”背后描述的并非是“狂犬”本身,而是君主。

李思摩在自比狂犬之后的十数年,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侍奉君主。更重要的是,他的侍奉不同于阉人、宫婢、妃嫔、勋贵,是有理论和现实加以巩固、支持,这是一套通过实践,摸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为臣之道。

所以,在王福畴看来,李思摩的“狂犬论”,本质上来说,其实是“君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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