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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说到这里，神色已然有点激动，“何谓‘教化’？此谓‘教化’”
量变引发质变这样的概念，自古以来就有。孔颖达是贞观朝的儒门大宗师，本就谈不上顽固迂腐，一切表象，不过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罢了。
这一场君臣小会，孔颖达也没必要玩弄一贯以来的“人设”，不但详细分析了武汉各行各业的专精人才培养已经初见成效，还列出了十几年以来的各项数据指标，和武汉比起来，传统的老师傅带徒弟的模式，根本没可能跟武汉的系统化培养相抗衡。
将作监或许十年能发掘培养一个顶级大工，但在武汉，一年就能批量生产可能不那么全面发展，但是偏科专精到极致，数量成百上千的“次顶配”大工。
鄙视工农不是人性，而是社会统治构成的需要，因为旧时代之中，孔颖达也好，长孙皇后也罢，一言概之：上位者，统治者
只是社会发展的偏差，在贞观朝被某条疯狗拉扯的无比巨大，社会分工的构成，超出了贞观朝精英的预料。
帝国过度的扩张，自然而然地会让商业兴盛，而手工业、工业的极大发展，又进一步巩固壮大了这种兴盛，而其产生的最大结果又相当讽刺，进一步支撑刺激了帝国的过度扩张。
如果能够碾压武汉，孔颖达自然是另外的说辞，直接让朝廷禁绝新学收束工商。但毫无疑问这是做不到的事情，当镇压不能万无一失地成功，收买就是自然而然的手段。
儒门大宗师不介意把“工匠之学”请进来贡着，不但贡着，还好好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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