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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承不承认,但凡能够无忧无虑进学的唐朝少年,都已经有了非常强烈的自我识别意识。
区分“我们”和“它们”,自然而然地,对于温彦博这种人,就会有一种“内奸”的愤恨。
武汉的少年人之所以活力惊人,乃至比中原大族子弟还要有更加开拓的眼界,他们普遍超越“非我族类”,而是以更加强有力的“共同识别”存在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原大族子弟纵使有“家国情怀”,但也止步于此。但武汉少年,已经有意识地认识到,唐朝即是我朝。
固然还会有人嘀咕着圣天子在朝的车轱辘话,但对武汉少年们来说,他们已经有了“主人翁”意识,即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圣天子”这个符号的国家,也是“我们的”国家。
而整个唐朝绝大多数地方的少年,根本不存在诞生“我们的”这个概念、想法的土壤。
这就是为什么武汉这些年前往南海、辽东讨生活的少年,往往针对“降而复叛”的蛮夷,手段会更加干净利落,行事作风更似汉时天使。对于弱小但是狡猾的部族,往往行事准则只有一个:召即来,不来斩。
某条非法穿越的工科狗并没有有意引导这一切,但是综合的因素,不管是内因外因,内压外压,促使着武汉少年有着更加超前的“家国”概念,也有着更加独到的“族群”意识。
于是当武汉少年成长起来,在天南海北奋斗之时,他们有意无意地,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在为“族群”思量着生存空间,哪怕唐朝根本没有这样的危机感,但唐朝内部的少年们,却有着这样的危机感。
尤其是,当武汉的学堂中,摆放了一颗颗地球仪,又或者胆大包天地铺上了一张天下全图的时候。
“大哥,可要进去看看?”
“罢了。”
摇摇头,张沧没打算去“温宅”看看,毕竟说到底,温彦博是温彦博,太原温氏是太原温氏。
正待走时,“温宅”侧门进出的人却是看到了远处街口的两个骑马小郎君,有个中年文士打扮的人扶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微微一愣:“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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