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八十章 徐麒耀教子篇七条

朱祁玉听明白了于谦的劝谏，北宋党争，从政见之争演变为动辄生死的党锢之祸，其实就是价值观撕裂的具体表现。

“两宋之时，党锢之祸沸反盈天，司马光录了元丰党籍，蔡京立元右党人碑，刻石记名。”

“党锢，党锢，坏国根苗。”

当然陈宗卿是清流，但是又和朝中的清流追求不太相同。

都察院、翰林院的那帮只知道高谈阔论的科道言官，把清流这两个字给弄脏了。

改变不了事实，就改变定义，这种事对于读书人而言，都是本能。

他满是回忆的说道：“那时候年轻气盛，刚从书堆里挣扎出来，多少有些书卷气，不懂太宗文皇帝的苦，胡言乱语一番。”

“若是说悔，并非悔当初轻狂，哪个年少不轻狂？重来一次，还是会那么写。”

“只是当初臣不懂太宗皇帝罢了。”

“太宗文皇帝亲厚，即便是臣大放厥词，太宗文皇帝爱才，亦没有将臣从进士之中除名。”

于谦是钱塘人，那时候的南衙风气，对于谦的影响极大，朱棣在士林的形象极差，于谦受此影响，在殿试策论里，说了一番极其难听的话。

于谦这番话是深思熟虑的。

北宋晚期，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攻倒算弄了个元丰党籍给王安石拉清单，章惇复行元丰新法，又把司马光弄成了奸人。

这不料宋哲宗早逝，也无子嗣，这端王赵佶轻佻却成了皇帝，党锢之祸最终出现了刻石记名的元右党人碑。

这段党锢之祸最终把北宋国力耗尽，终酿南宋偏安，神州陆沉。

“嗯，有理。”朱祁玉提笔，在长卷的城门之上，加上了杭州二字。

朱棣杀人，何曾手软？

面刺皇帝之过，二十三岁的于谦，的确大胆至极，但是朱棣最终还是给了功名。

朱棣这一念之仁，给大明留下了一个救时宰相，否则朱祁镇把天捅了个大窟窿，留下的烂摊子，还不知如何收场。

于谦并不后悔，再来一次，他还是会那般做，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但他已经为官三十余年，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挥斥方遒，意气风发的少年郎，此时的他，有些后悔的是，当初没体谅太宗皇帝的难处。

于谦斟酌了一番，才郑重的说道：“陛下，这天下官吏多数都是徐麒耀之浊流，陈宗卿之清流少之甚少，臣以为兴安大珰所言，长卷加以杭州二字，不失为一种折中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