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大时代 第254章 危机（加更！ 求月票！）

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站在的窗后的李历清在嘴间念叨着这两个名词，李历清并不是军人同样不是政客，更不是特工，但是作为一个的金融从业者，李历清知道他们在上海的份量，但作为一名政府机构的官员，同样知道他们的风光背后的肮脏。

1843年11月，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上海成为向外商开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划定了外滩英国租界的南北界限。随后近八十年中大量的中东塞法迪犹太人移居上海租界，他们移民上海的动机就是要利用上海独特的经济环境，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发财致富。塞法迪犹太人大多以“两土”（“烟土”鸦片贸易和“地土”房地产经营）起家，后逐渐扩展到外贸、公共事业、金融业、制造业等领域，形成了沙逊家族、哈同洋行、安诺德兄弟、嘉道里家族等几大著名的犹商集团。他们资本雄厚，络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对上海的经济命脉和发展拥有一定的影响。

鸦片贸易是一种利市百倍的生意，具有敏锐商业投机眼光的犹太商人自然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早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总部设在印度孟买的英籍犹商沙逊家族也参与其中，谋取暴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尽管《南京条约》并未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由于租界和外国势力的掩护，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的鸦片走私公然盛行。沙逊家族于是在上海设立分行，作为从事在华鸦片走私的中心。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作为“洋药”，在英国炮舰政策的护卫下，获得了合法贸易地位。此禁一开，沙逊家族火速跟进，不久就控制了印度鸦片70%的产量，一跃而为上海最大的鸦片商。

1885年，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一起在上海设立“洋药公所”。据禁毒署统计，在“洋药公所”成立的20年内，成交鸦片达40万箱，平均每年2万箱。到20年前，有账可查的属于新沙逊洋行的鸦片批发代销商号，就有安和等50多家。1901年哈同洋行成立后，更是积极经营鸦片贸易。

根据中央禁毒公署估计，从1840年到共和三年，沙逊家族仅在上海卖鸦片的利润即已达一亿四千多万海关两，平均每年的利润接近200万两。而方才和邀请自己的哈同尽管从事鸦片贸易时间短，但其规模甚至远超过沙逊家族。

在共和八年八月中央禁毒公署成立后，接管全国禁毒前，鸦片贸易一直是上海犹太商人的主要经营项目，几乎上海的每个塞法迪犹商，如亚伯拉罕家族、埃兹拉家族等都参与了鸦片贸易，而上海正是他们在华从事鸦片贸易的中心。

而让李历清和大多数国人觉得可恨的是，这些毒害中国几十年的犹商，利用治外法权躲过共和八年后的全国禁毒，尽管租界当局迫于压力同意查没租界内留存鸦片、毒品并将其移交禁毒公署，然而这时这些犹商却早已捞足，为他们三年来在房地产以及金融行业的大规模地投资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这些犹商或许借着治外法权的保护，躲过了被禁毒公署特别法庭处决并罚没财产，但李历清知道这些犹商却因为他们过去所为进入了国家的黑名单，一直以来都是各地商会打压、政府税务机构严查的对象。

共和八年，犹商纷纷投巨资以投机方兴未艾的浦东的房产。但共和九年年末，国会通过《国民购地法案》，禁上外国公民、团体在华购地从事商业房产应用。通过法律的方式强行收回非国民民于租界外购地，价格以购地价为基准，仅上海一地犹商损失即超过四亿元，几乎让一些犹太家族濒临破产之境。

浦东的开发后，大量国商退出租界，使得这些在租界内拥有大量房产的犹太家族可谓是损失惨重，随后的《国民购地法案》同样限制其在房地产上进一步护展，另一方面，各地商会的挤压、税务机构的严查，而犹商洋行更因欧战失去货物来源，使得其逐步撤出商品市场。而纷纷转入了另一个市场——金融市场。

建于西历1904年的爱俪园，是海最大、最豪华的私家花园，爱俪园本身的园名则由哈同夫妇名中各取一字组成(哈同名欧司。爱，她的中国妻子罗迦陵，字俪蕤)，爱俪园是哈同夫妇长期居住的地方，也是同样是此时上海社会名流和政界要人经常聚会的地方。

对于这座占地达171亩的“海上大观园”，李历清并不陌生，自晋升为上海央储经理后，李历清几乎每个月都会接到几次邀请。驾车驶入爱俪园后，李历清便看到已经迎到门外的哈同夫妇，还有沙逊夫夫妇，在上海即便是上海市长来此，恐怕二人也不会同时亲自相迎，这或许就是犹太人的现实

“李经理！”

身材微胖的哈同在李历清下车后便迎了上去。在浦东房产的投机上，哈同和其它犹商对于中国新政权的手段可谓是记忆犹新，正因如此，哈同知道绝不能用过去的眼光看待新政权，更何眼前这位可是上海证券市场的晴雨表。

“哈同先生！沙逊先生！”

李历清微微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作为政府金融机构官员李历清必须要和眼前的这些大亨保持一定的距离，毕竟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