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新时代 第197章 唯利之族 （求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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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一辆黑色宝马牌轿车悄然的在大街行驶着。

驾驶着轿车的施里帝芬踩动了油门，似是随意的地朝后视镜里望了一望，发现一个孩子牵着一条狗在人行道上跑着。这时，空气中传来了军乐声，一支衣着华丽的军乐队从一个很高的建筑门廊里走了出来，然后他们就走上了街道，一旁还有一些围观或站在那里行礼的军人。

施里帝芬慢慢地变换了车档，稍稍地刹了一下车，朝着小孩赞扬地微笑了一下，然后才转弯向市中心驶去——在地铁的附近还有几处自动电话可供使用。

在菲舍尔马尔克大街的小酒馆里肯定可以向外面打电话——在固定的地方打电话没有一丝好处，因为在那里无论什么谈话都会被区秘密警察记录下来，再说对一直以来，施里蒂芬都在严密而谨慎的对待着一切。

根据帝国1934年6月7日颁布的一项法律，每一家饭店、旅馆、酒吧、咖啡厅、啤酒店的老板都有义务与当局进行合作、要把行迹稍有嫌疑的客人都报知当局。如果去你处饮啤酒的客人既不刮脸又衣着邋遢，或者与之相反穿着过于讲究，尤其是身穿外国式样的服装，英美式样的服装与德国服装完全不同，可以一眼认出，如果客人哭哭啼啼，或者忘情地发笑，总而言之，如果他稍有别于一般的群众，就应立即向警察局报告。

既然茨岗人和犹太人严禁下饭店、咖啡厅和旅店，因为他们属于应被消灭之列的劣等人，而且那些在战争爆发之后被驱赶到帝国的法国工人和波兰、南斯拉夫、苏联的“猪”也披严襟光顾公共场所，所以进行全面监视的惩治法令就理所当然地落在元首动人地称作为“上等人种”的头上了，他们这些“上等人”正是被监禁在所谓的“日开曼民族伟大帝国”这所巨型的集中营里，正是在那里戈培尔博士的宣传机构时时刻刻在重复着“每个帝国臣民都拥有一切自由和自等的权利”。

……施里帝芬在地铁站旁稍事停留以后，绕着自己那部沾满尘土的“宝马”牌汽车转了一圈，留意到警察偶尔会留意到自己的汽车后，心里想应该马上冲洗一下汽车，否则警察可能会层层向上报告。

作为一名国防军参谋部的官员，施里帝芬的汽车号码是政府部门的号码；每一组字母都分别上报有关帝国各部，这样既便于监视大街上车辆来往的情况，对于“中层”官员外出行动的专门报告，每日由交通警察的专门部门来进行记录对于公务车辆不按通常路线行车情况的报告交秘密警察处理。

在公用电话亭中的，施里蒂芬向电话机内投送了两枚十分尼的硬币，同时似乎是欣赏着街头的美女一般，打量着周围，一副典形的花花公子模样，电话里传来稍长的盲音让的施里蒂芬紧张了起来。

“为什么没接电话？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作为的一名国防军参谋部的官员，施里蒂芬知道，在中德两国表面的友好之下隐藏着什么，过去的半年中，德国用破获4个中国特工谍报，抓捕了的39名为中国效力的德国人和九名中国间谍，从而向中央调查局和国防军情报局示威。而相应的，负责国内反间谍工作的中央警署立即以破获6个德国间谍络，抓捕123名为德国情报机构效力德裔、华裔间谍以及13名德国间谍作为反击，几乎每一次间谍案发生后，双方的大使都会先抗议，称这是“对友好国家的污蔑”，但在另一方面，双方并不会处决对方的间谍，而会迅速的在意大利实施间谍交换。

两国间的这种微妙的关系，或许并没有影响到两国的关系，但对于在两国活动的两国特工人员而言，这无疑加得了他们的心理负担，对于施里蒂芬而言正是如此。

1917年，移民美国的施里蒂芬的父亲乘“祖国号”游轮再次移民中国，对于7岁的施里蒂芬而言，在美国的四年记忆是痛苦的、不友好的，几乎人生最愉快的一切都是中国度过，10年前，22岁的施里蒂芬回到德国，随后在“所有日尔曼人都应为祖国效力”的号召下考入军校，进入国防军参谋部。

尽管为自己是日尔曼人而自豪，但在另一方面，施里蒂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另一个祖国，在中国有着自己最美好的回忆。

……同鲍尔曼会见以后——向上一次一样也还是在历史博物馆附近他的汽车里，——施里帝芬多多少少才了解到，为什么他的回归对国内而言是非常有利的……

“……我们需要掌握德国防军的动向，以确保我们在某些特殊的时期，有利于我们的外交决策！”

作为一个日尔曼人，出卖日尔曼德国这个决定是痛苦的，尽管痛苦，但施里蒂芬还是选择了接受，自己是日尔曼人不错，但同样的也是德裔中国人，德国只给了自己血统，而中国却是自己真正生长的祖国。

“喂！”

电话那里传来了熟悉而陌生的声音。

“道斯，你从莫斯科回来了吗？”

“不！我去了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