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2章 最富与最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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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想了想，答道：“臣下以为这恐怕要取决于皇上的意思，如果只是想要结束战争，今年之内就可以做到，如果皇上决议要籍此一战将日本从列强的席位上抹除，使得日本在长远的数十年间都难以威胁我国，那可能就要两三年之久，甚至更久。只是从国内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就现阶段而言，帝国中央财政的1/3都用于军费的话，大约在两年内还不会使得经济趋于困难，但如果这一情况持续的太久，超过三年，或者四年，对于帝国经济的影响就会扩大。”

宋彪提醒道：“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越来越复杂，苏德之间发生全面战争的风险正在增加，如果是德国战胜，德国极有可能在获得足够的资源保障后继续反西欧，如果是苏联获胜，苏联很可能将极左政府主义推行到整个东欧和德国，进一步威胁世界。所以，不管苏德战争的结果如何，世界范围内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风险都会进一步的增加，中国在这样的环境里绝对不能独善其身。内阁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盲目乐观，提前沽售一部分在海外的资产保障中央财政的储备率绝非坏事。”

顾维钧沉默无声的思索着，并没有急于答话。

中日战争正可谓之世界列强中的最富国家与最穷国家之间的战争，中日两国在财政税收的体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

日本实行的是集税制，中央政府收取一切税收再重新分配给各地方政府，这有利于财政的高效使用，以及地方财政的平衡，在战争时期，这样的财政政策更有利于维持战争的需求，使得日本能在以弱对强的战争中，凭借较差的经济基础筹集足以同对方持平的军费开支。

中国实行的是分税制，在全国税收总额中，中央政府同地方省政府大体保持在6.5：3.5的比例，在工业省的中央税占比较高，在农业省的中央税占比则较低。

这种税收政策有利于地方政府实施一定程度的自治，保障基本的本省教育、福利、医疗、工农业扶持开支，即便是在战争环境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也足以维系国家整体的稳定。

同日本政府不同的另一点在于，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总收入中，国家税收占3/4，其余的1/4来源于中央资产的海外投资、外国债权、国家信托投资、国家战略储备的增值等，这部分的收益基本就等于日本全年的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倍。

当然，日本并不在意这样的差距，他们打败满清和沙俄之时，基本也就面临着这样的巨大差异，使得日本一贯不觉得国家财政开支是决定军事胜负的关键。

1938年，中国gdp规模占世界的总比例就将超过38，总量超过2510亿中圆，全国税收总额443.7亿中圆，包含关税之内的中央税收收入占67.43，中央海外债权及国内外信托资产总额1370亿中圆，当年的海外债权及信托投资增值缴纳收益为91.4亿中圆。

中国能有今天，很大程度上还是要感谢一战和1929年的世界大萧条，正是在这两次危机中的巨额贸易顺差和风险投资，使得中央信托资产规模在二十年间翻涨了70倍，当年不足20亿中圆的海外总资产在世界范围内远低于英美法德，一战和中苏战争之后凭藉没收德国、沙俄在海外殖民地的资产，一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英美法三国的第四大海外投资国，1929年在大萧条期间的操底，又进一步使得帝国超越美英法三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

于此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经济总量第一大的国家，无论是工业产值，还是农业产值规模都跃居世界榜首，总量为美国的1.5倍，也是世界上第一大的外贸顺差国。

正因为有这样的财政和经济基础，帝国首相顾维钧才有足够的雄心和耐心应对这场战争，以帝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在三年内保持每年70亿的军费开支并不是太严重的问题，这样的开支只占中央财政总收入的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