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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退民进！”
念叨着这个词，管明棠禁不住一愣，他诧异的看着陛下，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当初喊着要“国进民退”的正是眼前的陛下。
当初正是陛下拿出了以“计划”为核心的“特殊经济方针”，在当时不仅管明棠和德国顾问，甚至就连同一些国内工商业界人士都不赞同采用那种“特殊经济政策”，但最终，特殊经济政策充分证明了他的优点。
它可以更自觉、事先调节经济，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点建设，对经济进行预测和规划，制造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从宏观上优化资源配置，对经济重林结构进行调整和生产力合理布局，能够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可以规划国内的经济发展方向，可以集中全国的力量办成急需工业，而且国家统一采购设备、引进技术，又有利于降低采购和引进成本。总之，无论怎么看，中国模式都是优点多多。
而在过去的九年之中，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工业产生了一个奇迹般地的量变，钢铁产量从帝国元年的120万吨增加到1500万吨，煤产量从400万吨增加至6000万吨，造船吨位从10万吨增加至45万吨，工业产值早在第一个四年计划完成之后，就已经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60%，中国实现了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九年的工业发展，使得中国可以生产任何一种型号的机械，甚至在某些工业领域还领先于世界，而这一切的都得益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殊经济政策，可以说“计划”是一只看得见的手，是促进经济的增长的强大动力。
尽管中国的工业发展成绩显著，但作为帝国工业的主管者，管明棠却清楚的知道，曾经被视为工业成就那一系列的大型、超大型企业，在第二个四年计划完成的时候，也就是从去年起，开始陷入了一个新的僵局。
而这个僵局正是中国特殊经济体制带来的僵局，在制定第三个四年计划时，国内对此就曾产生过争论。
这时陈默然从桌面上拿起一份报告，只看那份报纸，管明棠便知道，那是自己写的报告，是要求将一些企业出售给民间企业的报告。
“……第二个四年计划实施后，随着帝国经济的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曰益复杂，这种特殊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就逐渐暴露出来了。因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资源的配置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前提上的：一是帝国计划部门对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全部信息；二是全社会利益一体化，不存在相互分离的利益主体。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两个前提越来越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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