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各怀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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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手中的茶杯，杨度吐出这么一句话来，在过去的九年间，他或许因为被调查局掌握着一些东西，不得不处于半沉寂中，但却有了充足的时间让他去学习，准确的来说是向梁启超学习。

十几年前变法失败，康梁等人逃往曰本，梁启超便不断总结变法失败的教训，而在他的书中曾提到，“当下之急务是普及立宪知识，提高明煮意识，为立宪准备条件。”于是，他在西学中遍访名师，攻读了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考察了曰本等国家的实际，终于把思想的神功练到了成熟的境界，在明煮宪政之下，“人各有权，权各有限”。他对明煮政治之精髓有了正确的把握。前面的“权”就是人之权利，而后者之“权”就是权力，这的确道出了宪政的实质问题。

而梁启超提到的要准备条件，而不赶快抓住革命的大好形势建立“美好”的西方式明煮宪政和共和国呢？对于这一点，即中国是否具备实现明煮政治的基础条件，无论是革命派或是杨度自己都是过于乐观的，可以说，正是这种乐观，导致了孙逸山身陷牢宠而不出，自己陷为调查局禁锢而无所为。

但相比之下梁启超的看法却是十分客观公允的，甚至是悲观的。他以为，明煮制度之确立及其得以运行有效，必须有一定的国民基础，无此基础，明煮就是空中楼阁，社会、国家、人民无以蒙其利，甚至反而造成混乱。这就是说，明煮政治固然是至高无上的武功，令人神往，但是以中国所具备的功力，练就这样高层次的神功实在是不可能，因为，中国内功严重不足，外功严重疲软，无论如何也没有实践、驾驭“神功”的能力。

当务之急是赶快补课，练好基本功，扎扎实实地一步步走向最高之境界。如果强行修炼，则必然是形似而神不似，本质上依然是个[***]，这就反倒成了走火入魔！相对于走向明煮的革命党、立宪派想要一役功成的刚猛之道，梁启超倒是十分看好改良这样的阴柔方式，正所谓在改良中“润物细无声”地完成明煮之建设，渐进式实现中国政治明煮。

最终事实证明了一切，革命党是勾结国外的乱党，遭受打压的立宪党江河曰下，而只有梁卓如的明煮党在过去的九年中，不仅未遭打压，甚至还不断发展，成为下议院第二大党，甚至于连陛下，都对其欣赏有加，几次欲赐爵给其，但都被梁卓如以“在野监督”为由婉拒了。

“而所谓新中产阶层，主要是指依靠知识学历从事脑力劳动的工薪阶层，包括公务员、银行职员、知识分子、艺术家、工商职员、教师等，这些人，才是中国的新中产阶层。”

在这一点上，作为失败者的杨度，却有着比梁启超更多的认识，因为他一直在反思，反思当年中国为何会走向帝制，为何革命党、立宪党会选择失败，曾经，他认为这是陛下手腕过人，可直到四年前，结束了在欧美十六国的为期两年的考察之后，他才算是明白了根源，根子压跟就不是陛下手腕多么高超，而是中国民众多么“愚昧”。

“经过帝国建元九年来的孕育，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一直在飞速提高。人口一直从农村流向当地的中心城镇，从城镇集结到都市，中国本城市人口从3639万上升至近9910万，人口不足5万的城市从1233个增加到3510个，5-10万的城市从64个增加到171个，10万以上的城市从31个增加到116个，20万以上城市从7个增加到42个。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天津这些大城市的人口更是达到百万之多。”

听着杨度的讲述，梁启超只是微笑不时点头赞同着，事实上，两个人早已经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多次讨论。工业化与城市化导致中产阶层登场，尤其是伴随产业资本的确立，各个大中城市急剧吸收地方上的劳动力，与此同时，以薪金生活者为中心的新中间层不断增长，逐渐将居住地扩展到郊区，中国的人口结构现在已经有了根本姓的变化。

“中产阶层经济比较稳定，思想比较活跃，但却无参政权。因此，寻求政治上的发言权，提高政治地位，以合法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和保证稳定的生活是中产阶层的共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