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章 现在，我们需要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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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3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公主索菲娅？帕列奥罗格，26年后，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国徽正式用于俄罗斯国玺，俄罗斯作为“第三罗马”的自我定位由此奠基，从那一天起，“西方”与“东方”就成为了俄罗斯国家战略中的两个矛盾的灵魂，并直接影响着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在西欧人眼里，俄罗斯是从蒙古人手下挣脱出来东方未开化之地，是异种异教的边缘国家，在传统俄国人眼中，这个国家却是欧洲文明真正的传承者，理应与欧洲同命运、共生死。

自彼得大帝以来，如何使俄罗斯这艘巨大的航船驶入欧洲列强的航道，就成为罗曼诺夫王朝孜孜以求的目标，1814年，亚历山大一世统治下的俄罗斯一度接近了这一目标，但幻象随即被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所打破，亚历山二世被迫开启新的改革进程，使俄国与欧洲在更深的层面上建立联系。

1861年，亚历山二世下令解放农奴之后，俄罗斯开始蹒跚地走向资本主义，工业资产阶级缓慢但不可逆转的发展起来，农民也离开乡下的土地，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在文学领域前承浪漫主义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后现实风格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形成举世瞩目的“黄金时代”，到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俄国已经形成了顿巴斯、克里沃罗格、巴库等重要的工业中心，产生了150多个垄断组织，俄罗斯资产阶级在法国金融资本的滋养下茁壮成长，他们要求更大的国内市场、政斧对外扩张方面的支持和进入贵族议政厅的权力。“欧洲派”知识分子以自命的清高鄙薄着这些暴发户，但也虔诚的承认——这些人提出的要求有助于建成一个更好的社会。

“我们这一代人和未来的俄国人将懂得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然后，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这些景象，在双方鹰的西方脑袋的右边，属于沙皇、东政教和1.3亿俄国农民的那个东方脑袋茕茕孑立于欧化的潮流之外，1892年颁布的《俄罗斯帝国根本法》第一条规定“全俄皇帝是一位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上帝赋予他致高无上的权力：人们基于良知和和敬畏必须服从他。”

“第三罗马”的君主以这样的宣言对近代国家制度关上了门，面对汹涌的革命浪潮和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沙皇也会做出些让步，但一俟风平浪表，便又故态复萌，与其说这是欺骗，倒不如说是困惑——从亚历山大三世到尼古拉二世，罗曼诺夫王朝的君主们并未找到将古老而脆弱的沙皇制与现代国家接轨的“节点”，他们身不由已的变成“影帝”一类的人物，时而扮作仁兹宽厚的民之父母，时而自称锐意进取的改革后盾，指望能安安稳稳地蒙混过关。

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他们蒙混过关的机会，1905年，俄国步十年前清帝国的后尖，被隔海相望的一个蕞尔小国击倒，紧随其后的的便是罗曼诺夫王朝建政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暴力革命。“大资产和小资产者被侮辱的民族自尊心，军队的激昂的自豪感，为数十万年青生命丧失在毫无意义的军事冒险中所产生的悲痛，对战争必然引起的财政破产和长期经济危机，对可怕的革命的恐惧……使得人人都起来反对[***]制度。”

从1905年1月到10月，俄国发生了2700多次起义，工厂罢工、铁路停运，乡间无数地主的庄园被焚毁，芬兰、波兰、高加索发生了民族起义，圣彼得堡、莫斯科等城市则第一次出现了苏维埃，人们指责的对象从沙皇周围[***]的官僚直接指向尼古拉二世和沙皇制度本身。

1905年的战败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一刻起，双头鹰的两个脑袋出现了奇怪的扭曲，当皇帝和斯托雷平又一次披上了“革新”的斗蓬，开始进行一场摧毁传统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并加剧贫富分化的“新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时，人民终于忆起了1860年代一度被忽视的民粹主义者播下的种子，那些鼓吹“俄罗斯应当走东方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政治托钵僧们曾经宣称，“土地-人民-道德”，这组俄国式的三位一体的组合才是最强大的力量所在，这些宗教领袖式的人物宣布自己将引领俄罗斯人民出埃及、过红海，在跨过被变革之火焚烧殆尽的读才、剥削、不平等的废墟之后，尘世的天国终在俄罗斯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