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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首于天庙,刘墉的心已经完全平静了,而当四书五经的圣贤言从治国之位上退下来,返求仁德立身之论时,更让他有了几分彻悟。佛道是出世,儒学是入世,可就从这入世之中,刘墉竟然得了出世心境。
也许是平生所学,一一跟天庙行事相合,这也正是知行合一。升华了的刘墉日日讲《圣经》、《圣律》,救助贫人,照顾孤寡,教诲小儿,排解纷争,偶尔也以古礼办生死事,全心投入到这个纯粹的心灵世界中。
心灵升华,对英华这个国家,对三代新论李的今人世也有了更多感悟。对自己旧世所为更是幡然醒悟,每每思及,都觉心悸神摇,恨不得一头撞墙。由此也更专注于平日之行,这也是他自己的救赎。
但天庙终究不是全然避世,在吕宋呆久了,也感受到了吕宋的动荡。前些年吕宋人之乱,虽只在蒲林南面,乃至更南面的其他大岛上,可吕宋本岛也多有波及。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被另定为“土籍”的吕宋人,与拥有英华国籍的移民之间矛盾频频。
太子集这个地方,也是“土华”混居之地。土人集中在集子北面,种蕉开矿,华人集中在东西和南面,不是耕田,就是捕鱼,同时经营商货和各类手工业。双方各自抱团,难成一体。
随着华人势大,土人产业多被兼并,大多都沦为华人佃工佃农。不少循着姻亲关系,也渐渐得了华籍。但还有更多土人不是被公教或者伊斯兰教的秘密教会拴着,就是不愿,或者是没机会入华人开办的学校,两类人泾渭分明。
土华之乱最终演变为一场大规模叛乱,经贾一凡领兵平定后,大势基本安稳下来。再到吕宋都护府裁撤,矛盾已消减了许多。
但国中立起政党竞相,宰相治政之制后,吕宋作为海外行省,获得了省院事执行宰相选人权的资格。这只是过渡,十年后选人权要降到县上。为了确保日后宰相推选不被土华分立之势影响,政事堂以及吕宋当局加快了变土为华的步伐。
大批华文学校建立,吸纳土人入华的大量法文确立。而作为“变土为华”之策的另一面,加大力度打击顽固土人势力,乃至以歧视政策逼迫顽固土人势力跳出来,搞“郑伯克段”之术,这就在所难免了。
在此势的影响下,华人不断压迫土人生存空间,搞顺华者昌,逆华者亡,而顽固土人频频以极端手段反华,矛盾以不断加剧的治安案件体现出来。即便是在太子集这样的小镇里,也陷于这样的争斗中。
这让刘墉忧心忡忡,他虽认可变土为华的大策,甚至天庙还是执行这一策的主要力量,但不认可这样激进的手段,更难接受无数民人,不管是土还是华,都无情地沦为政治的牺牲品。
他在太子集,也不遗余力地跟土人交流,在土人里行医救人,吸纳土人来天庙扎根,教导他们华文,深受土人敬仰。但他无法消除土人对华人的憎恨,谁让他在行善的同时,还有更多华人在对土人作恶呢?
可这事也不能全然归罪于华人,深受公教乃至伊斯兰教影响的土人,始终抗拒入华。他们又不懂得循着华人的道理和规矩抗争,动不动就杀人烧房子,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的绝佳祭品。之前闹出吕宋暴乱,背后就是公教残余分子与荷兰商人。
刘墉之所以叹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因为眼前这帮土人,正是十来日前烧了集子里的粮仓,逃入丛林的罪犯。尚幸那次火灾没有伤到人,否则也不是镖局来追他们了。
“镖局也不能随意杀人,你们虽不是华人,此地却终是吕宋,是国法所行之地……”
听土人说不知哪里来的镖局正四下搜捕土人,稍有不顺,就肆意打杀,他们被逼无奈,只能来投奔天庙。
刘墉沉声道:“你们罪不至死,如果你们愿意伏法,事后由我带着向官府自投,我定会保你们性命。”
天庙不涉政,这是大原则,但事有权变,而且还是在海外,涉及这么多人命,天庙要束手旁观,反而要遭鄙视。
不管是为天庙声誉,还是为心中所持的仁善之心,刘墉都不愿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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