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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项收入，在天启年间是一百八十万两左右，其中房铺税和典当酌分，这是向工商业者收取的税费，此外盐税和茶税，也是比万历年间多收了好几十万两。
而到了崇祯朝，总的税赋额度差不多，前两年略有回调，也是崇祯和新上任的大臣知道民间很苦，所以回调了给大家喘口气。
到了崇祯二年和四年之间，收入又重新上来了，因为大量的农民造反，各处兴军，崇祯二年被女真人入侵，战后一片疮痍，要修城重建，另外还要整编兵马，用钱的地方太多，所以崇祯二年之后又将收入回调。
但回调的收入杂项收入和盐茶税都减少了，而农田赋税则大为增加，从天启后期的每亩六厘增加到了十二厘，对百姓来说，可谓盘剥更重。
后人说的崇祯年不收工商税当然是鬼扯，可是幅度大为减少，也确实是事实。
到后来剿饷和练饷加征，三饷一年增收两千万，朝廷用度开销还是不足，蓟辽宣大等镇一年哪能得了这么多钱？
大量的开销被贪污和浪费了，崇祯的治国无能，在这一点上就无有可推辞的地方
信王对兄长的话，几乎一点儿也听不进去
对一个笃信儒家学说，相信名君贤臣模式的亲王来说，大明帝国家传的治国心术是根本没有什么参悟，而且信王的天份不好，脾气又固执，性格有些偏激，所以在此时根本无从体会兄长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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