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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使得儒学,蓬勃发展,一曰千里。道教固然不如儒家,但老子与孔子,在理论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未受到多少影响,发展固然比不上儒学,但也呈现争长之势。
佛教初传中国,其势力弱小,尚不能与儒、道相抗衡,需借助于儒、道的势力来发展自己。这一时期,三教“夷夏之辨”刚刚萌芽,体现于东汉末年牟子所著《理惑论》中,在梳理时人对佛教的困惑和误解过程中,牟子提及了儒生用“夷夏”问题来诘难佛教,牟子对此也作出了有理有据的应答。但这个时候的佛教就如受委屈的小媳妇,挨了打,不敢还手,只是轻声细语的解释着。
但随着佛教的渐渐壮大,在东晋时期,已经展开了反击。
前述元魏僧徒所作《汉法本内传》,便是这种反击武器之一。还有许多和尚们写的不少经典著作,多称佛,也就是释迦牟尼为老子并且亦是孔子的老师,甚至更长辈。比如东晋名僧支遁在《释迦文佛像赞序》中说:“昔周姬之末,有大圣号佛;……络聘周以曾玄。”书中不但把佛说成是老子的师父,而且还是他的“太爷”辈;老子和庄子则成了佛的“曾孙”和“玄孙”,连当弟子的资格都不够。以后的《正诬论》又说老子闻道于竺乾古先生。古先生即是佛,所以“老子即佛弟子也。”《清净法行经》也说;“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净光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
这里的震旦即指中国,到了这里儒道的祖师都成了佛弟子的化身,也就是说中国的儒道文化都是从佛学演变来的。
这种论点无疑是跟棒子的某些习姓很像。
面对这种荒唐的事情。
儒道,自然展开了有利的反击。
儒家多从治国安民的角度对佛教进行批评,奉佛造寺,使国贫民穷;僧尼激增,使国家承担赋役者人减少;僧尼离开亲人出家,不要妻子,违背儒家的伦理纲常;佛教教理虚妄,对民众进行欺骗等等。
而佛家也不甘示弱,逐一进行驳斥,指出佛教对社会民众施行教化,于治国有利;通过个人出家修行而使祖先亲属的灵魂超脱苦海,也是尽孝的表现;佛教与世俗礼仪不同,以断除情累为志向,弃妻剃发,出家修行,是无可非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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