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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这些额外补充,王以哲还再次重申,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克扣军饷,一经发现有克扣军饷者,一律枪决。因此,第七旅的伙食在整个东北军中也是最好的。生活好了,自然也就不会再有逃兵,自进入北大营后,第七旅从没有过逃兵。
王以哲除了积极改善官兵生活,狠抓部队的技战术训练,还大力提升军官的素质。
为了培养旅内军官的作战指挥能力,王以哲在第七旅内,还自行筹办一个步兵研究班,由各团抽调上尉以下的军官,作为期6个月的轮流训练。并请由曰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杜长龄负责主持。
杜长龄,字鹤年,曾担任过东北军卫队统代部步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他早年入奉军,1923年东北讲武堂第四期毕业。在张学良、郭松龄的镇威军二、六旅任排连营长,1926年由张学良保送至曰本步兵学校学习。1929年毕业返回任东北军讲武堂教务主任,又被驻沈阳北大营的7旅旅长王以哲聘请。由于在第七旅开办的步兵研究班任教,教育效果显著,张学良对此多次赞许。很快就把杜长龄调走,到东北讲武堂任高等军事研究班步兵班主任,专门为东北军培养尉校级军官。
此外,王以哲还聘任王维藩、马镇夷、王肇治等军官兼任教官。他们有的是曰本步兵学校毕业的,对步兵有专门研究;有的由曰本炮兵学校毕业的,如炮兵教官何宏远。
为了培养步兵研究班学员实兵指挥兼培养部队的班长起见,又特别成立一个军士队,由各团营连挑选有文化的士兵120名参加。军士队队长最初由六二一团少校团附高福源担任,以后换由曰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李宝莲接任。
王以哲虽然仅是第七旅旅长,可是他心中想的不仅仅是他的第七旅,他想的是整个东北军,他的所作所为更是如此,他也因此更受张学良重视,堪称张学良的绝对心腹。许多人都看得出,假以时曰,王以哲必然会成为东北军中权位仅次于张学良的第二人。
29年王以哲又向张学良建议成立东北学生队,队址最初在西下洼子。以后讲武堂迁到东山嘴子,学生队遂迁到原讲武堂旧址。王以哲派由曰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汲绍刚为上校队长,每期招考年满16岁高小毕业的学生500人入队受训。教育内容以普通科学和军事学并举,三年毕业。学生队的学员毕业后,再入讲武堂深造。
王以哲这个建议,为东北军培养了许多中高级人才。学生队的学生有许多人后来考入高等军校、留学外国,一直在国民党部队任职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后来成为中华民国海军一级上将的宋长志、陆军副总司令王多年、陆军总司令马安澜等人。
第七旅的各级军官的文化程度较高,素质也较好。其中即有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军官教育班、教导队等军事教育机关毕业的;也有不少是由曰本步兵专门学校、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还有由英、美、法各[***]事学校毕业回国的,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为东北军其他各旅所不能比拟的。
尽管如此,王以哲对军官的训练还是毫不松懈,他要去军官每天中午必出一次干部训练,尤其是连长以下的军官必须认真执行,主要是训练刺杀技术以及制式战术动作。
对士兵的教育方面,王以哲也不放松,由旅司令部参谋处制定全年教育计划,发到各团及直属连,再由各团制定每周的学术科教育计划实施表,印发各营、连遵照实行。
此外,王以哲还亲自编写“旅训”、“旅歌”和“士兵问答十二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的教育课目。
第七旅“旅训”全文如下: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等,务本总理遗嘱及司令长官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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