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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北京政府，虽然未必象许多报纸讽刺的那样，政令不出都门，但在各省基本都不向中央解款的情况下（相比之下，倒是杨朔铭控制的南方各省做得好些，时不时给中央政府一些接济），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几条有数的铁路收入和北京市内崇文门关税，再就是支付庚子赔款和其它借款的关余和盐余。这点钱，事实上连维持中央政府和直属军队的日常开支都不够。而欧洲来援的用于参战的款项，一直是由外国人经理的，专款专用，截流很少。除了财政和交通两部，北京政府的其它部门一律欠薪（海军部之所以倒向杨朔铭，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薪饷的解决也是一个重要缘由）。发行公债，一开始还可以筹到点钱，但到后来却总是无法归还本息，最后也就发不动了。尽管如此，但段祺瑞的意志，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为了能够筹到钱，段祺瑞想到了在弘宪帝国覆亡后一直赋闲在家的曹汝霖，便一再请其出山。而曹汝霖此时已经被西原龟三找过了，他了解到了日本政府有意资助段祺瑞统一中国，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而就答应了段祺瑞的请求。
在和西原龟三接触多次后，段祺瑞也了解到了寺内正毅的用心，但他仍然同意接受日本方面的资助，正象曹汝霖说的那样，是想利用日本的财力完成全国的统一。
对于滚滚而来的日元背后的阴谋，段祺瑞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坚定地认为，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变得强大起来之后，剩下的事情，还是“好商量”的。
在后世的人们看来，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是自己给自己挖好了陷阱。但在当时而言，持这样功利主义的政治家不在少数。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有过出卖国家领土主权换得中国改革强大之资本的设想和行动。段祺瑞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
此时曹章陆三人还在赵家楼曹汝霖私宅内谈论，他们全然不知，很快，一场大祸即将临头。
北国的春天，来得迟，去得早，可谓“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京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正因为北京的“春光”稍纵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赏的游戏。
只是1920年的6月，山雨欲来，绝非表达文人雅兴的恰当时刻。
6月4日算得上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此时的人们，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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