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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我反复说明过，‘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我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
张学良对自己竟然做出这样的回答感到异常惊奇，但他在潜意识里又觉得，这样的回答是正确的。
“当是您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是吗？”
“是的，我记得那是在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过：‘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事实证明，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是您的判断错了？”
“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竟然是这样？”
“我当时就对他们说，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但这件事，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将军您极力证明并非蒋中正的责任，考虑到您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将军您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将军您的真实思想。”
“事实不是这样的，我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我不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那时不仅蒋公早已逝去，经国总统亦已辞世，我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张群等人和我的亲友在台北
圆山饭店公开为我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我本人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我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我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公父子，尤其是蒋公在世时，我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我已经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我这时才可能主动邀请唐先生为我的回忆录捉刀。我赴美在纽约期间，我曾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那时我也不止一次的说过，此事与蒋公绝无关系。”
“有人曾说，当年是蒋中正下手谕，令张将军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
“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公无关。我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我都是这样说的。我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我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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