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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彪则道:“我记得您以前一直提倡以县为自治单位,推翻满清之后怎么又开始提倡以省为自治单位呢?”

孙逸仙不知如何回答。

宋彪续道:“以省为单位自治,不是不可以,内蒙怎么办,外蒙怎么办,疆省怎么办,藏省、甘肃、宁夏、广西又怎么办?以县为单位,县里面如果要求读力,府省两级至少有办法应付,不至于酿成全国姓的独统战争,不至于给外国干预的机会。如果以省为单位,甘肃、宁夏、疆省本省的议会一旦决定读力,那怎么办,直接派中央军过去镇压吗?外国乘机大肆干预怎么办?是不是只有我们汉族所占绝对数量优势的省才属于中国,其他都不要了?”

孙逸仙匆忙答道:“只要推行民族和平对等政策,效法美国共同建国,各族共和,并使的人民富裕,则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宋彪当即骂道:“扯淡,你当总统就干这种事吗?将国家的疆域安全都寄托在你的一厢情愿之上吗?政治家和军人一样,永远都要将最坏的情况考虑进去,选择最为稳妥的路。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爱尔兰为什么要求读力?挪威为什么要求从丹麦联政中读力,芬兰为什么也要读力?政治家第一大忌讳就是幼稚和想当然,中国的历史很漫长,一个政客的幼稚导致国家分裂和衰落,以至于成为民族罪人的例子屡见不鲜。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情况截然不同。我以为中国现在优先要学德国,一切看德国如何做,我们就如何做,这是最保险也最简单的策略。如果德国倒在前面,我们还可以另外换一个学习参照的目标,如果德国继续繁荣,我们也必当繁荣。”

他说的话很难听,但他一贯就是如此直接的人,即便他还是很佩服孙逸仙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和长期以来的坚持,但是,人非圣贤,谁都有错,如此大的错误就肯定要骂。

孙逸仙很尴尬,也不满,而且觉得宋彪这番话是狡辩,只是他又无法反驳。

宋彪则转而补充道:“孙先生,我一贯是个有话直说的人,所以请原谅我的无礼和轻狂。在这里,我有必要说一些不那么客气的话,如果我说的不对,希望你也别介意。在我看来,你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现在如此,未来也将会如此,但你并不是一个熟练的政客,你说的很多道理是对的,正如我们在国外考察学习的结论一样,都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可你还缺乏治理一个国家的经验,特别是中国如此复杂的国家,中国总理比美国总统要难当几十倍。一个不作为的美国总统只能算是平庸的总统,而一个不作为的中国总理简直就是民族的罪人,因为中国人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是一个拥有四亿三千万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的耕地总面积还不如美国,美国则只有七千万人口。人口总是会不断的继续增长下去,五十年后,当我们有十亿人口时,我们至少有3亿人口是无法养活的。爱尔兰有一千万人口,大饥荒发生之后有三百万人逃往美国,五十年后,当我们遭遇大饥荒,三亿人口要逃往国外,请问国外哪个国家能容纳这么多人,他们又是否愿意接纳?如果你是那时的中国总理,或者如你所愿的中国总统,你怎么办?让三亿人坐在国内活活饿死吗?我刚从四川回来,心情异常沉重,四川有四千八百万人口,相当于5/8的美国人口,8300万亩的耕地却仅相当于美国耕地总面积的5%,这么少的耕地,这么多的人口,人均耕地仅为1.72亩,我不知道你要是做了总统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面对这样的困难,以及如何考虑‘五十年后之四川’这样的问题,我只知道身为你们同盟会不承认的皇帝,我在四川的一周,几乎每天都是在一种夜不能寐的状况中,心惊胆战,如履薄冰。”

说到此处,宋彪并不打算放过这位理想家,继续评说道:“广东的情况应该也不比四川好到哪里去,山西的情况只会更糟糕,河南、福建、陕西、山东、河北都是一样的问题。人命关天,我们现在的任务不仅仅是要搞明煮、搞自由,身为政斧,能否将人口都养活,能否让中国人生活的有尊严都是一个棘手的事情。所以我说你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政客,你根本不理解中国之困难,即便你说你了解,你也不能理解这些问题背后所隐藏着的各种危机。同样的,我也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而我能做的就是找到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委任他们组建内阁政斧去治理国家,而我要做的则是帮政斧处理掉各地的分裂,避免国内的军事危机,统一各地的军事力量,团结一致对外。我之所以要当皇帝,正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想当皇帝的人太多,即便不当皇帝,他也想当土皇帝,但只要我当了皇帝,在我生前,没有另外一个中国人可以再敢去想皇帝梦,甚至连当土皇帝的机会都没有,而这就是中国此时的现实。我们会继续的全面学习德国,但我们和德国不同,德国是肉与面包的问题,我们是生与死的问题。”

宋彪不是那种演讲大师,他几乎很少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讲,但他一旦开口,他可以将所有人辩驳的无话可说,无地自容,因为打击别人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他将孙逸仙先生说的非常灰心,非常痛苦,以至于孙逸仙也不得不承认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事实。

孙逸仙此次来和宋彪商谈,无非就是两件事,第一是临时宪法的制定要有同盟会的参与,并且是重要的参与;第二是两广要求自治,并且在宪法中保证各省自治权利,各省可以制定各省的宪法,尽可能让各省保持自由,向联邦制度靠拢。

可到了这一刻,孙逸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说出这样的要求,那他就是一个彻底的无耻之徒和民族的罪人。

这是他所不能承受的道德之殇。

宋教仁坐在旁边,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对于宋彪所说的这一切更是无比的赞同,因为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事情。

以宋教仁对孙逸仙的了解,他知道此次会谈恐怕是已经失败了,孙逸仙无法继续为两广争取任何形式的特殊优待,也不能再做争取。

想到此处,宋教仁就和孙逸仙劝说道:“曰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分裂和争论,而是稳定和统一。人民已经贫苦的太久,被满清剥削和奴役的太久,作为民族,我们已经重新站起来了,现在应该大踏步的继续向前追赶世界列强,不管是学美国,还是学德国,只要能让中国富强,能让人民不再挨饿,那就是一条好的道路。我和黄兴就此作为很多次的探讨,如果不谈同盟会诸位同志的付出和牺牲,现在这样的局面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中国和人民的,我们现在应该将革命的道路转向明煮革命和光复革命的同时推进,推动明煮和自由,推动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发展。所以,我们才决定建立明煮党,参与国会,参与到帝国宪法的制定中。”

孙逸仙这才感叹道:“是的,你们说的非常对,我承认我此前的一些坚持是过于担心,以及过于粗心了,忽视了我们现在最为困难的问题。”

说到此处,他郑重其事的站起身向宋彪行躬身礼,续道:“现在,我正式的代表同盟会的同志们承认中华帝国的缔建。”

宋彪还是很高兴的,只要孙逸仙承认帝国统治全国的权威姓,两广和西南的那些小军阀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基础,真正沦落为[***]的小武装,而不再是高屋建瓴的共和革命武装。

有了这样的基础,后面怎么打击那帮小武装都不为过。

宋彪同样站起身和孙先生握手,道:“我们能够就此达成共识是一件好事,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商谈啊。”

随即,在宋教仁也起身后,宋彪又和他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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