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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份,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在俄国的情报工作,宋彪已经可以确认俄国发生二月革命的条件基本成熟,俄国内部的混乱和[***]也已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在此基础上,宋彪在国内进一步加快了陆军的增编工作,计划将陆军总员增加四百万的规模,并且将第六骑兵旅至第十二骑兵旅扩编为整编骑兵师的规模。
国内外都以为皇帝即将正式参加欧战,并没有对此产生诧异和疑问,只有德国感到担忧的派出密使前来游说,希望帝国继续保持现在的情况。
在欧战的南线战场,帝国已经在战争中证明了中国陆军的作战水平,即便是面对奥匈帝国的部队也保持着一定的优势,一旦超过两百万规模的帝国陆军涌入欧洲战场,对德奥同盟而言简直是最糟糕的消息。
身为皇帝和帝国中央国防军最高总司令,宋彪并不想和别人解释,在命令海陆两军继续增编后,他很隐秘的安排一等参谋官郭玉迟组建北方参谋局,从事高度保密的作战调查和备战,自己则在宣政园里过着一种近乎是离群索居的生活,一个人寂静的盘算所有的作战细节。
苏俄红军在城里初期的作战实力并不是很强,但也不差,其能击败白俄军队主要是因为白军过于分散和缺乏统一的指挥,而红军士兵的革命意志也确实是很高涨。
对帝国中央陆军而言,击败苏俄红军的最大障碍就是极端寒冷的天气,特别是在这种极端寒冷天气下的物资运输和补给问题。
为了尽可能的让北征的部队在那时做好准备,宋彪在乌里雅苏台、库伦、呼伦贝尔、佳木斯建立四大集训中心,将多支主力部队和52个新编团调至这一带进行长期集训,南方士兵则抽调到察哈尔、山西和陕北地区集训。
在他的计划中,最重要的集训地显然是库伦,因为从这里出兵就能迅速切断俄国远东铁路,逼迫苏俄红军远征到西伯利亚和贝加尔地区同中央陆军决战。
宋彪从来不打无把握的仗,他准备亲自在最寒冷的季节去蒙古最北端的地区体验严寒,观察布里亚特人和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以此建立一套全新的后勤补给体系。
不同的气候环境和不同的地区,军事的补给就有着不同的特点,不管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都没有充分的考虑到这一点,与其说他们败给了俄国和寒冷的天气,不如说他们失败于寒冷地区的军事后勤工作。
在此之前,宋彪提前派遣北方参谋局的多批次情报人员,深入俄国搜集更为完整的军事资料和所需要的各种信息,调查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和特征,以及当地经济情况、人口和地图资料。
有很多问题都是小问题,却可能让百万陆军毁于一旦,比如说冻土层融化之后,火炮应该如何大距离的移动,是要将车轮加宽加粗,还是要使用更大的木质轮胎,或者是用其他的什么方式拖动?
比如说几月份的气候是最不适合行军作战的,几月份开始冰雪融化,草原也会变得泥泞,哪一个地区是冬天能去,夏天不能去,哪一个地区是夏天能去,冬天不能去。
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导致严重到无法解决的问题。
战争就是这样,只要你犯错,敌军就有机会击败你,无论双方的实力差距大小。
在宋彪秘密进行对苏俄的作战准备时,英法等协约国却在翘首以盼中国继续增兵欧洲,双方都是在半斤八两的水平,谁也无法击败对手,在各国看来,中国还是一个很二流的国家,但在这个时候却有可能彻底压垮德奥同盟国阵营。
在德国派遣密使游说的同时,英法也派出各自的外交大臣亲赴燕京,希望能够劝说中国立刻的派出更多部队参加欧战。
曾经担任过首相的英国保守党领袖贝尔福侯爵在1916年的8月中旬以大英帝国外交大臣的职务抵达中国,并在8月27曰傍晚时分到了燕京城,英国此时主要是自由党组成的战时内阁执政,但为了防止保守党扯后腿而采取联合执政的方式,并且将保守党猛烈反对的海军大臣丘吉尔撤职,即便如此,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侯爵在战时内阁中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士,自由党的阿斯奎斯首相以为这样的安排会是一个很巧妙的抉择,既给足了中国这种二流愚昧帝国的面子,又在大英帝国上层社会继续保持着至高主义的高调和尊贵。
在华皇的龙椅之上,宋彪已经和三位大英帝国首相交过手,对这个自以为是的傲慢帝国早已了解的很透彻,自然是很敏锐的感觉到了对方的小聪明和那一如既往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优越情结。
在贝尔福侯爵抵达燕京的同时,宋彪以休假为由继续在宣政园内闭门不出,也没有接见贝尔福侯爵和其他的人,包括帝国内阁大臣。
他只是安静的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宁静,在这种宁静中积蓄力量,为1918年的远东之战而做好一切精神上的准备。
直到9月1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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