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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5月,胡楚元前往武昌会见湖广总督荣禄,说服湖广商行、四川商行和多家票号联股兴办中国通商银行。
中信公司在两家银行中持有一定股份,并为他们提供保证金和启动资本,以及所需要的技术。
1886年9月,胡楚元说服醇亲王、礼亲王和肃亲王,并和各地封疆大吏协调,创办新的大清银局,设立天津、上海、广州、云南、武汉、成都、西安、福州八家分局,归各地总督辖管。
自此,中国金融完成了金融体制的第一步改革,完全从银铜混合本位转变为银本位,在上海设立新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贵金属交易所,在天津、上海、广州、福州设立期货交易所。
1886年12月,同样是在胡楚元的劝说下,江南六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台湾)首先停收各地厘金杂税。
1887年4月,两广、山东、湖广陆续取消厘金杂税,在胡楚元的暗中艹控下,清政斧被迫在全国将行商税和坐商税统一,不再收取行商税,只在商铺征收商税,并将商税额度提升至十三抽一,以弥补行商税的减免。
1887年,随着各地金融市场的统一,清朝廷全年征收印钞税达2475万清圆,各商行上缴利税达5192万清圆。
不管清朝廷怎么想,胡楚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已经是越来越大,而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确实开始恢复,有着向康乾盛世发展的趋势。
同样,随着胡楚元以农为本的务实派的扩展,曾国荃、梅启照、刘坤一、谭钟麟、荣禄、鹿传霖、张之洞等人都是务实派系的封疆大吏,江南六省、湖广、两广、山东、四川、云贵、直隶、山西对农业的投资规模都在扩大,绝大多数的资金也都来源于中信系。
虽然钱是各位总督拆借的,可账都得算在清政斧的头上,至1887年底,清政斧对中信银行的实际借款总额达到4.3亿清圆,平均贷款利息为11.4%。
胡楚元也不发行国债和银行债券,而是继续使用存票法,发行固定利息为7%的五年期存票,仅仅是依靠中间的差价,他每年都净赚1892万清圆。
另一方面,即便是减免了全国的厘金杂税,清政斧在1887年的财政总收入也达到1.94亿清圆,各省封疆大吏从中拿取的比例约在三成半左右,基本能够保持各省的军饷和洋务支出。
这些账,清朝廷自己会算,不管是醇亲王、礼亲王还是肃亲王,大家对胡楚元都是特别依赖的,而胡楚元也基本成了封疆大吏和满人中央政权,以及欧洲列强和清朝廷之间的沟通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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