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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得像个政治家似的,总爱发表一些纲领性的东西。我岳父是这样,老一辈的人都有点这个倾向,跟谁学的?
当然,在然然面前,我得表示出对他的肯定,人家要结婚了,过几天的新郎官,也是官嘛。
“李茅说得有道理。每个人的创造力被解放后,总有些英雄杀在前面。”我的点评增加点感情色彩,这里毕竟是酒桌,况且还有感性的、水灵灵的女人们。
“我觉得,是差距引起的。”妍子平时不参与理论纠缠,但今天估计喝了点酒,兴奋起来了:“我也知道他在温州进货的东西,他是赚了钱。其实那些东西在我们中国看来,都是比较低端的,虽然是合格品,但基本没有品牌,都是原来小工厂的杂牌子,这在中国是乡镇市场上卖的,还卖不出价。生产这类东西的厂家,我所知道的,在温州,也有些倒闭转产了,因为这东西过剩,在中国不赚钱。但是,这东西到非洲,就不同了,既然在中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那在非洲就算是好东西了。据王班长家属讲,他的批发市场就在非洲的大城市。比如在非洲,用得起微波炉的,都是条件比较好的人。但也架不住原来产品的价格高昂,原来的微波炉都是欧洲来的,价格是我们国家的好几倍,人家花钱也心疼。我们的货虽然不是品牌,但照样合格耐用,钱是人家的一半,甚至一半都没有,人家不欢迎?所以,嫂子说,他们的货有时还没进港,批发商的预付款就打过来了。你们说,我们过剩的东西在非洲抢手,这是不是因为生产水平的差距造成的?”
从李茅的巨型宏观突然跳到妍子的具体微观,这种讨论充满张力,张力,让讨论有了生机和可能性。
也许是受到妍子发言的鼓励,一直不怎么开口的小苏的夫人也冲了出来:“我觉得妍子说得对。我是站柜台出生的,王经理的方式我也了解。比如妍子开酒吧,卖高档红酒,但代替不了奶茶店,还有靠边卖冰棍的,各种消费的档次差距,就注定了各种消费市场的存在。别说是非洲与中国,就是中国内部,乡镇市场的东西和西单商场的东西,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别说是大中国,就是在北京,差距也无处不在。就说这手机。王经理当年卖杂牌子,隔壁大品牌的体验店,营业额也不一定比我们好。现在我们开的这店子,定位于二流品牌,不也还是有市场?中国本身就存在巨大差距,所以,高中低档的东西自然就冒出来了。欧洲要高端的,我们有。非洲要低端的,我们也有。有差距就有商机,这是我体会的。”
来自一线的体会,总是充满感情,充满说服力。
小苏对老婆的疼爱,此时体现在语言上对老婆背书:“我也觉得是这样,你想,欧美人总是造高档的东西,为什么?利润高呗。如果他们产低档货,谁来支撑高工资高福利?我们中国人就不同了,劳动力成本低,刚刚脱贫要消费,这就有市场。民劳作坊要生产,就提供低端产品。我们不嫌工资低,只要比种田效益高就行。你们看看,只要有钱赚,中国人要他每天加班,都有人干。最近流行一个词,叫人口红利,我不太理解,估计然然学过,大概是中国劳动力便宜造成的吧。”
又从微观扯到宏观,小苏也是照顾学院派感情吧,他这个人,善于观颜察色,左右逢源。
“人口红利是个比较热的概念。”然然当然比较理论比较高端了:“我们中国人刚从贫困线中解脱出来,拥有巨大的致富热情和劳动人口,光这还不够。如果光人多,与非洲就没差距了。关键是,我们劳动力素质高。中国一半以上劳动人口都有中学以上教育经历,这可是工业化必备的劳动基础,这个素质是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比较不了的。中国还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也是所有非洲国家比不了的。你想想,用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素质,给发展中国家的工资,这劳动效率和成本,就造成了巨大优势。林毅夫教授把这个优势做了个总结,叫比较优势论,目前在学术界,这个理论热度不小。”
比较优势论,与市场差异化竞争,当它们碰在一起的时候,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改变。在这个改变中,王班长只不过是千百万冲锋队中的一人,妍子随后的发言就是证明:“其实,我们温州,已经有好多人到国外去了。非洲是一部分,还有东欧,还有俄罗斯,还有的在欧洲巴黎、意大利,按这个理论,他们都是在差异中找商机,在比较优势中发财。”
学得快,悟得快。对于赚钱的理解,妍子不需要学习,这只是她的本能。
妍子的话总是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她是成功者,来自于一个盛产成功者的地方。小苏说到:“温州人,盛产英雄。我记得,我老家那穷的位置,在我小时候,就有温州人去做小生意。现在满世界跑,天生就是做生意的人种。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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