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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明显是挑事,当然也是为了把大家关注的目光,向我身上吸引。
“我是高妍的老公。”当我说完这个定位后,李茅说我有点耍赖,小苏苦笑但无法反驳,另两个女人意味深长地看着自己的男人,只有妍子,在扫视了在座的表情后,嗔怪和骄傲同时在她的目光中闪现,满意极了。
还得回答李茅的问题,他又将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到问题本身。
“从中国最古老的思想家老子的学问来说,英雄辈出的时代,是最不好的时代。比如春秋五霸的时代、五胡乱华的时代、三国纷争的时代,一直到近代的中国军阀割据的时代。所以,老子说:绝圣弃智,天下太平。”
“那就是不好哟”李茅急于得到结论。
“在那个时代,是不好的。为什么,这个结论绝对适合中国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在人口与土地关系上来说,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如果要是这个稳定结构被突破,就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到了,就会出现大量圣人和英雄的出现。圣人在寻找道路,英雄在闯出道路,总是,是原来的道路被破坏的产物。这对农业社会的政治家来说,要极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这意味着政权失控。为了做到这一点,政治家发明了一套办法。用科举制度,来规范或者说是扼杀聪明人的创造力,大家知道,创造性有时也等于破坏性。用土地制度来束缚劳动力,让英雄没有产生的人力基础。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配合科举制度,让中国的超稳定结构延续了两千年,这也是控制英雄出现的制度。当然,也出了大量所谓英雄,本身就是贵族和节度史之类,这只不过是大政权与小政权的矛盾。但出现草莽英雄,就是最坏的时代了,陈胜吴广成草莽英雄与梁山好汉的原因是一样的,社会矛盾的极大逼迫,人活不下去,就反了,社会剧烈动荡,用鲜血和生命,重塑下一个平衡。”
李茅说道:“你这是个新历史观,我没听说过,果然是高手,庄哥,继续。”
“但是,在今天,逻辑变了。”我一说到逻辑这个词,然然的目光中也产生的光亮,我知道她熟悉这个。
“今天,我们中国第一次站在了工业化的起点上,甚至还不得不迎接信息化的到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经验的东西。我们为了保持稳定,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但成效呢?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此,我们开始了改革,放开户籍、土地的限制,将读书人从单纯的国家分配工作导入到参与经济发展的事情上来,总之,是鼓励草莽英雄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决心简直是开天辟地,这是两千年来,中国政治家从没有干过的事,没有人敢干的事。虽然每个王朝的建立都或许是草莽英雄出生,但他们当政过后,就要压制和杀死这些草莽英雄,因为,他们是不稳定的源头。中国几千年来,无一例外。但今天,中国政府以极大的自信和民族责任感,冒着政治被威胁的风险,放开英雄的自由,让他们遍地闯荡,这得是多大的勇气?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勇气!邓公是最猛的英雄。”
“为什么这种英雄的产生,既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又没威胁政治呢?”李茅的问题已经非常尖锐了,得慎重回答。
“本来统治与被统治是一对矛盾,但是,只要找到了最大公约数,矛盾可以维持在动态平衡之中。”我在说这段话后停顿了一下,然后一字一句地说到:“这个最大公约数是:政府和人民都相信,我们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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