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零五章 经济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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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佛传故事所透露，在释迦牟尼居留较久的舍卫城，就有大檀越为其安置的道场，叫“只树给孤独园”。事情大致是，富商给孤独长者诚信佛法，欲购波斯匿太子只陀在舍卫城南的花园，作为释迦牟尼在舍卫国说法和驻留的场所。只陀太子先是不以为意，刁难长者，要其用金钱铺地为代价，长者即不惜倾家荡产以金铺地，太子终为其虔诚所感动，亦将园中林木奉献给释迦牟尼，故而得名“只树给孤独园”。但其中释迦牟尼及其僧团并没有直接得金钱布施，也没有涉及交易，只是被提供了一处止息基地以传播教法。

按照佛教出世的修行旨趣，僧人通过出世和禁欲的修行来尽可能地摆脱世俗诸苦的羁绊，以求达到终极觉悟的目标。所以尽可能不参予俗务而专事修行，即使免除不掉的一些俗务也由俗人替代。有戒条就专为解决这个问题，规定僧伽可接受“净人”处理俗务。

在戒律中有则“众生法”，处理的是布施众生可否接受的问题。这是说，众生布施中，唯净人可受。

供以“净人”可以接受，为的是僧人不可杂务，不可自捉污秽物等。故而，僧伽中，行侍粥饭，清理卫生，打水，生灭火等等，皆由净人为之，即所谓净人制度。由此亦见，佛教出家人保持清净迷离世俗，是佛教戒行中注重强调的方面。事实上，出离世俗不仅是早期佛教在德行方面标榜与其他教门不同的方面，也是后世为教内外视之为重要德行的一个标准。僧俗有别，僧不蓄财，是相关佛教僧人戒行的一种普遍的认识认同。

不过，出家人并不等于得道者，所以，修行者仍会有贪欲，也会涉及财物所有和分配等问题。如《僧只律》中有则“种树法”，是说佛住舍卫

城时，“尔时有比丘，于僧地中种庵婆罗果，长养成树，自取其果不令他取。诸比丘言：‘汝何故自取遮他？’答言：‘我种此树护令长大。’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世尊。佛言：‘此种殖有功，听。’一年与一树。年法者，若比丘僧地种庵婆罗果树、阎浮树，如是比果树应与一年取。若树大不欲一年并取者，听年年取一枝，枝遍则止。若种一园树者，应与一年。若言我欲年取一树，亦听。若种芜菁，若葱，如是比菜应与一剪。若种瓜瓠，应与一番熟取。是名种树法。”虽然交涉的财物不过是树和果子，但这也算是一种产权和利益分配的关系问题。判断的结果是，种树者有功，但僧伽公有土地上种树，应允许取果，但取要有度。

透过戒律中的类似故事看，早期的所谓财产问题大多是果子花树等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资，不过，即便很细小，仍要处理，且关系重大。其遵循的义理理路，是通过少欲知足的信条，以限制个体剩余蓄积，并以充公或均分的方式，来禁绝欲望以及遏制可能的欲望膨胀。可见，早期的理想僧伽，大致以出离世俗，解脱修行，四依法等诸多基本信条为要求，以求尽可能地断除贪欲及诸种可能造作诸苦而成业障的条件。佛教僧众基本不与金钱直接交涉，出家人不直接参予经济俗务。

由此见，佛教所树立的其宗教神圣性，很大程度即是由这类高尚世表的修行、寻求终极觉悟解脱的基本教义特征而得以标榜和确立，因而，可以说，与出世脱苦的教义指向相应的不涉足经济活动的经济理念，也是佛教凝聚其宗教生命力过程中的重要组成内容。

显然，目标不等于现实，出家不等于得道，禁欲不等于无欲，而且，超越现实的修行和关怀现实的发展，乃至其神圣性的落实等等，实际都构成佛教与经济关系中的诸多悖论。佛教的经济理念即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不断调整中整合。

大致佛教早期几乎没有蓄不蓄财的问题，那种不留剩余的托钵行乞、树下坐、粪扫衣、陈弃药的修行生活，几乎已然涤荡了财乃至财的概念。明确的不蓄财之说，倒似乎是与菩萨观念相联系，如《大涅盘经》讲修菩萨道若要无众生般烦恼的妙法之一，就是“不得受蓄八不净物”。所谓八不净物，大致是“蓄金银、奴婢、牛羊、仓库、贩卖、耕种、手自作食、不受而啖，污道污威仪，损妨处多，故名不净”。乃至“宁失身命终不犯之，是名潮不过限”。这是以潮水不过限比喻这个限制，而且重要程度，比生命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