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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办的财税改革，朱老板要推行的是分税制，就是把税源分成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3种，目的是把地方拿大头、中央拿小头的财政格局掉个个，而这简直就是在割地方大员的肉。
可是说话口气有多粗从来都跟腰包有多鼓成正比，不改财税体制，中央政府就无法主导新经济体制的建设。经过十几年的放权让利，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78的31.2％下降到1994年的14％，能源交通通信等需要全局考虑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央却没钱上马，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凸显；诸侯经济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各地封锁市场自造财源，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巨大浪费；富省愈富、穷省愈穷，中央却无力调剂；公款高消费难以控制，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
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里的中坚分子，朱老板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这个调停人强硬而不失灵活，尽管如此，分税制的确立也花了足足一年半的时间。朱老板后来回忆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5斤肉。”
从那时起，“朱老板”的称谓就不限于银行系统了，而另一个为朱所不喜欢的称谓也不胫而走——“经济沙皇”。
分税制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
分税制的效果是逐步显现的，1995年，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降到了谷底，10.7％，自那以后稳步上升，2001年达到了17.1％。
加强中央政府财力也许是朱老板最重要的经济思路，这一思路贯穿了他的副总理和总理任期，使得中央政府办了大量长期以来应办想办但没钱办的事情，成效立竿见影。还在他的副总理末期，中国经济的瓶颈制约已经得到解决，经济发展的平台初步搭成。
1994年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汇率并轨。1994年之前，官方牌价是1美元兑5元多人民币，但是外汇调剂市场是1比8元多，黑市价更高，在1992、1993年投资高涨时，1比10你都换不到美元。
这就给“官倒”以巨大的牟利空间，1987年的外汇价差是500亿，1993年这个数字可能翻了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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