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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兵、养官、养吏、养贵族这种传统的、基础性的支出自不必多提,自世宗后期以来,朝廷日益增多的冗费、浪费也不用多说。
关键在于从正统六年到十二年这几年间,大汉帝国并不算安宁,天灾人祸不断,尤其是河北地区,持续几年的大旱,造成土地荒芜,粮食减产,带来饥荒,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动乱与疾疫也随之而来
帝国在向前发展的同时,各种矛盾也在快速积攒,而最集中的一次爆发,便是“王则起义”,范围极广,祸及五州三十余县,与众极多,叛军势大时,规模一度迫近十万。
王则起义的爆发,本质上在于帝国贵族、官僚的腐化堕落,士大夫地主阶级的不断膨胀,导致对百姓压榨剥削的加剧,当连续的天灾降临,食利阶层趁机兴风作浪,地方官府则处置迟缓失当,再在“弥勒教义”的蛊惑下,方在河北,这个汉帝国自建国以来便是核心统治区域的地方,爆发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叛乱。
为了平定河北叛乱,朝廷也耗费了巨大代价,调兵十数万,前后靡费上千万贯,官民死伤数十万人,并且从事实上,打破了范仲淹对朝局的平衡协调,使他放弃了更为深入的改革改良。
到最后,范仲淹罢相,还与河北叛乱有直接关系
而在河北旱情终告缓解,叛乱逐步戡定的同时,在帝国繁华富庶的东南地区,在每年向京畿输送大量财税、粮米的江淮,也发生旱情了,严重程度,比之河北也不弱。
有河北之乱殷鉴在前,朝廷也再不敢有任何疏忽大意了,又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江淮救灾赈民事务上。虽然这个过程中同样腌臜事不断,但在江淮诸统治阶级有意识的防备与控制下,两地方才没有出大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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