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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富弼、韩琦等学院派士人,虽在世宗时期就有名声,并得到充分的锻炼,但也正是在范仲淹掌权后,才真正得到重用。
范仲淹称富弼为王佐之才,若非其大力提拔,富弼得多走十年的仕途,方才能达到今时的地位。当然,富弼的出挑,与他的岳父老相公晏殊,显然也脱不了关系。
而平定王则起义,虽然以枢密副使石元孙作为主帅,但作为安抚使的敬彦博也是文人出身,并且具备军事指挥之权。在河北战场,韩琦也作为河北转运使、行营粮料使,负责大军辎需供应,手下同样有兵
虽然早有征兆与趋势,但经由范仲淹彻底发动,针对帝国军令系统进行的改革,也显然引发了大量功臣老贵的不满。因此,这让他们直接地感受到,自己对于帝国军政影响力的动摇。
而关于范仲淹对军队“精兵简政”的整顿提议,也同样引发了大量不满,即便他是出于严纪强兵的考虑,依旧让人反感,直觉其手伸得太长。
包括自郭良平之后,势力有所回落的海军系统,都对范仲淹不满,因为他试图裁减由老枢密郭良平制定的“二十年造舰造炮计划”。
范仲淹的倒台,让后人产生了无数的遗憾,让无数眷恋建隆盛世的人其意难平,但是,在正统十二年,他的倒台是注定的,这是由帝国统治阶级集体发动的一次反扑,是一股时代浊流,其势难挡。
而范公留下的诸多时代印记,真正为人所接受,并引发众多统治阶层效仿的,便是“义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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