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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因为对于时代的比过去更为了解。他不仅了解到这个时代的商税征收是以税关征收为主,市税为辅,而城市中对商铺收的零散多达数十种杂税,到底上相当于后世的“费”,大都用于地方官府开支。因为了解这一切,现在他自然不会像过去一样,之所以想当然的以为明朝加三饷时“专加西北不加东南”,那根本就是无知者的臆想,自蒙元以来,南方的田土农业经济价值便优于北方,所以平均每亩的田税也较北方重。身为江淮经略使的他自然知道,现在常州府每亩税银是一钱五分六厘,而江北的税收相应较轻,有一亩五六分者,也有一亩一分五六厘者,平均不过五分。而对应的常州府平均早就倍于江北。

至于所谓的“阉党收商税”、“东林党反对收商税”,同样也只是网络段子。甚至与此相反的是被吹捧上天的“阉党”才是真正反对收商税的一群人,甚至在崇祯朝“免榷潼关咸阳商税,市恩商贾”,还是那些个“有才有德”的“阉党”的罪名之一。

至于被指责为反对收商税的东林党,反倒是商税的主张者。如何士晋在两广任上时就曾改革辽饷征收,试图用增加商税的方法,来抵免田亩加派,可以说看起来何士晋是最像所谓的“阉党”的人,然而让一些后世的“阉党粉”失望的是,他恰恰是位东林党人。甚至何士晋免除加派,试图用商税补充辽饷的改革方案,后来也是阉党的攻击他贪污腐败一项劣迹。

当然,对于朱明忠来说,他非常清楚,所谓的“东林党”也好,“阉党”也罢,他们都主张从来都是为了打击对手。而不是为了国家,当然,他们的嘴上永远都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

笑而不语的朱明忠,想到这半年多在朱之瑜的教导下看过的书籍中所了解到的,在后世网络上模糊不清的明朝,尽管还不知道其本貌,但是朱明忠却很清楚,顾炎武反对加商税,有他的的顾忌——作为满清“德政”,满清入关后,即减免了大量商税。以争取民心。

“清虏入关之初,以京师初定,特免各关征税一年,并豁免明季税课亏欠和加增税额,免征关税溢额及各州县零星落地税……令各关差刊示定例,设柜收税,不得勒扣火耗,清虏尚是如此恤商,以促市场繁荣。若是经略再加征税额,岂不令天下商人心倾清虏?”

这或许正是顾炎武与其它人的不同之外,他的眼里大明从来不是完美的,他可以看到大明不足,同样也能看到满清一些“善举”。且不说其它,即是清虏数年前关口商税不交火耗,就等于给了商人某种特权。相比与大明对商人的“以税抑末”,满清反倒是对商人极尽“偏爱”,那八大皇商在某程度上也是他们这种“偏爱”的表现。

当然顾炎武并不知道,朱明忠口中的“关市之征”,并不是他心中的“加税”。

“加税……”

面对顾炎武的反对,朱明忠沉吟道。

“加税无疑于饮鸩止渴,先帝时,虽屡加商税,仍国用不足,你倒是导致商业凋零,商人纷纷逃出京城。如加三饷者,只令百姓苦楚,徒生民变,以“加税”为开源,不过只是饮鸩止渴之行,朱某又岂曾不知”

摇遥头朱明忠看着顾炎武与姚湘两人,说道。

“本官口中所言“关市之征”,在于拓以关市之繁荣,如此方才能多得税款,再者说是,这“关市之征”无论是钞关或是市集落地,所征毕竟有限,若想征以商税,非得征以厂税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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