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语的命运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第二卷大时代 第125章 燥动的青年(求月票!),小市民的奋斗,无语的命运,笔趣阁),接着再看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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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车内的书夹中取出一本已经有些发黄的《革命军》一书,石磊默默翻到了其中一页,轻声念着上面的这一句,这或许正是老板对待国人总会心软的缘由吧!心软是老板身上唯一的欠缺,至少在石磊看来就是如此,以至于尽管石磊明白自己的安排会让老板取得最大的回报,仍然不敢将其告知老板,甚至于现在都在犹豫着是不是应该尽早收手。

“哎!……”

石磊长叹了口气,合上了手中的这本《革命军》把视线投向了车外。这里才是一切的根本。

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又以减少旗汉冲突为由,重申前令,勒令尚未迁出内城的民人限时迁出。内城民人“限以来年终搬尽”,居住寺院之外的僧道也要限时搬移。这种以强权手段所实行的带有强烈民族压制与歧视色彩的迁徙,前后经历了大约五至六年。经过数次大规模的清理,原来居住内城的汉族官员、商人、百姓除投充旗下者之外,全部被迁至外城,北京内城的田地房屋,“赐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内城由此成了旗人的聚居地,有记载曰:“内城即正阳门内四隅也,多满洲贵家。”以故号称“满城”、“鞑靼城”。

异族强占了属汉人的财产,而汉人中除了僧人外,只有少数事清的高级官僚蒙“皇帝恩旨”赐宅者方得居住于内城。而外城由于全部居住着汉人,所以被称作“汉人城”,又称“中国城”,从而形成了京城汉旗分城而居的格局,而随后又由京城扩至举国,举国各地内城皆被辟为满城。

尽管在之后的两百多年中,随着“鞑靼城”里的那些个自幼就食着供奉靠吸食着汉人血髓而生的旗人迫于人口压力,而向外城迁居者也越来越多。但是几百年来,除了那些依靠数恩卖祖事清而得“皇帝恩旨”的汉族大员们之外,汉人自顺治起就再也未能进入内城,这是民族的压制和歧视,是耻辱的象征。

这一切随着的武昌起义的枪声而宣告终结。共和初定南北议和,共和中国定都京城,原本为旗清鞑靼禁锢、汉人禁地的内城。终于在被异族占据263年后重新向他真正的主人开放了大门,北方政府的各部均设于内城各王公贵族之宅,就像1860年后的使馆区一样。

但是大量的所谓的“旗洲贵家”他们仍然居住在267年前靠着烧杀掠夺而来的居所之中,甚至于包括那个已经退位的“酋首”末代皇帝溥仪,按照共和政府给的清皇室《清室优待条件》,继续生活在紫禁城北部的后廷中,并沿用宣统年号,称为小朝廷,依旧被那些个遗老遗少们高呼万岁,跪拜请安,依然靠着共和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的400万元和盗卖着皇宫里的国宝过着奢侈的生活,甚至于一些遗老遗少们还做着复辟的梦想。

京城在清朝末年京旗总人口达634925人,正上因为这里如此的集中着太多的旗人,同样集中了太多的遗老遗少。自共和初年,那些失去往日权势、地位的遗老在各地组织了“诗会”、“酒会”、“读经会”,以联络感情、组织力量。他们公开发泄对共和中国的仇恨,半秘密地图谋“匡扶”。

这或许就是未进行清算的结果,而共和中国舆论自由的环境又给他们的活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国人在宽宏大量的原谅他们的同时,显然忘记了267年中多少汉人以言获罪。不过随着五月刊的《奋进中国》杂志在时融七年后再一次提到了旗人入关时在中国欠下的血债,发出了让“旗鞑皇帝滚出皇宫”的呼吁,那些旗人和遗老遗少门的日子也就不再像先前那般好过了。

“昨个,在西直门路有一个警员问一个路人:“你是什么人?”对方说:“我是旗人。”你们猜怎么着,那名警员立马动了火,举起警棍就打:“什么?我们老爷才只是骑马,你竟敢骑人!”那个胡儿赶紧辩解:“我不是骑人,我是在旗呀。”那警员更加得理,高声呵斥:“你还敢再骑,我还得揍你!”嘿!那场面打的痛快啊!大快人心!搁过去那帮子胡儿嘛时候拿咱们汉人当过人看!”

在一家茶馆里,几名茶客笑说着。这几天来,报纸杂志上长篇累牍的宣扬着满清给国人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只要是稍有那么些良心的人,自然不会放过那些满清余孽,再说那些懒散成性的旗人也根本不值得同情。

他们说话的时候,一个提着鸟笼里刚要进茶馆的人听到这话,连忙有些怯怯的离开了。门旁的伙计在他进来的时都懒得招呼这个常来的熟客。谁他娘的要是伺候那些旗人,下辈子就投胎当个太监!这是茶馆里的伙计和其它几个茶馆伙计一起发的毒誓。

在那人离开时,茶馆里的伙计甚至于随口唾了口唾沫过去,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厌恶。过去的几百年,这些爷们什么时候拿汉人当过人来着。在转脸时的伙计用余光看了一眼那个叫了一壶茶后,就呆在一直呆呆的看着茶馆外,好像是在等什么人或是在想什么事。

“奉汉威灵:吾国自五胡乱华以降,三度失中原,凡八百载,两度亡天下,历四百载,死者逾万万,受淫虐者不知凡几,怨极仇深,蔑以加矣。崖山之后无中国,甲申之后无华夏。思崖山甲申而不悲者,其人必不忠。……”

“……你们加诸于我身的罪名,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爱国者无罪!”

喝着茶的吴世嘉的脑中不断的重复着这两句话来,一句是最近开始在青年人中流传着的榜文,另一句则是上海《未来中国》杂志社刺杀案主犯陈启祥的在法庭上的自辩状。

陈启祥是吴世嘉的榜样,同样是很多年青人的榜样。曾经陈启祥以为自己恐怕没有机会为国献身,而现在为国尽忠的机会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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