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章 税制改革与税收漏洞

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当时中国正处在转型阶段，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尤其是养了很多亏损的国企，所以九十年代初期就提出了抓大放小的策略，此前一些地方已经悄悄的搞了地方国有企业的改制。一九九二年前后有大规模的乡镇集体企业改制，等到一九九七年前后又搞了第二次，这两次结束了之后，基上乡镇集体企业就剩余不多了，基上能改的都改得差不多了。

当时的改革动力就是源自政府从企业获取的税收收入和利润以及政府的企业管理成的综合考量。亏损的国企、地方和乡镇集体企业，不仅要财政上补窟窿，而且还要养这么多人。

然后政府就发现发展私营企业就很好，一点负担都没有，还可以坐享其成，仅收税就行了。当时甚至还出现了即使乡镇企业、国企搞得好，也被变卖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民营化成为了各地政府制度竞争的工具，还变成了地方政府官员标榜思想解放、政治开明和吸引外来资的形象工具。

从税收分配和分成看，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把税收的大头和一些最易征收的税种都上收了。地方政府只拿到不足百分之五十的财政收入，但却要承担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支出责任，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匹配。

这部分地方预算内收支缺口主要通过中央的转移支付来解决的，对于中国这种巨型的转型国家来说，绝大部分支出历来都是地方发生的，中央没有办法直接去执行众多支出，只能通过转移支付来进行。

就是说当时的分税制改革虽然是一种原有体制基础上的创新，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税制。这样分税的结果。导致地方政府一般预算严重依赖转移支付，中央收入多，花的收入并不多。大量是转移支付，地方政府每支出一百块钱里，有四十多块钱都是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

转移支付分两种，一种叫一般性转移支付，一种叫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往往是比较透明，根据公式计算的，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资金缺口。中央政府可以根据人头标准就很容易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