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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值得一提的观点是,即使表现出恐惧是合理的,切记还有一个适度(proportionality)的问题。即使伤害发生的几率不容忽视(并且这个几率达不到成为确定性的程度),并且感到某种恐惧也被认为是合理的,但如果发生的几率很小却恐惧得要死,那这时恐惧的程度仍可能是不合理的。当风险很小的时候,轻微的担心是恰当的。类似地,恐惧的程度应该与事情的糟糕程度相符。比如,在饼干小偷的例子中,你不确定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难免有一些害怕,不过这种害怕应当是轻微的。这时候,任何超出轻微程度的恐惧都是不恰当的反应。
假设上帝对你说:“你想要哪种人生?一个充满了美食佳酿和转瞬即逝的快乐的人生,还是一个充满持久成就的人生?我向你保证,无论选择哪一种人生,你都会非常成功。”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一个有着真正成就的人生更有价值。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生,即以重大成就为目标的人生,也有更大的失败风险。你想写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10年后你还没有完成。20年后,你觉得自己不具备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天赋。这时,对于已经逝去的生命,你有什么成就可展示的呢?又或者你试着去创业,想开创一个蒸蒸日上的事业,但在一年又一年的艰苦奋斗和挣扎之后,还是破产了。
所以我认为,恐惧要成为恰当的情绪,一定要满足三个条件:你恐惧的对象必须是不好的,坏事将要发生的几率必须是不可忽视的,而且你不确定这件坏事将要发生。如果你确定这件坏事的性质,而且确定它一定会发生,那么恐惧就说不通了。
那么,哪一种才是我们应该采用的正确策略呢?我想很多人都会倾向于认为,实际上还有第三种策略,而这第三种策略才是我们应该采用的,即把大目标和小目标恰当组合起来。一方面,我们应该追求某种重大成就,这样,一旦你实现这些目标,你的人生就会更有价值;与此同时,另一方面,你也需要搭配一些小目标,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你从生命中得到一些东西。
现在实验结束了。你因为参与实验得到了10美元报酬,但我不让你走。我说:“我还要再做一次这个实验,不会比前面那次更疼。”显然,你可能不相信我,说不定最后这一次电击真的会比其他几次要疼。这就引出了不确定性这个因素,这时恐惧也许就变得合理了。但是,如果你完全相信我说的,认为只需要再痛一次,而且和你之前感受过的一模一样,那么愤怒可能是合理的(你拒绝再来一次!),怨恨可能是合理的,因为又要再疼一次而感到沮丧也是合理的,但恐惧是不合理的。
当然,即使我们赞同这种混合策略,认为这是最合理的,我们还是想要知道怎样的组合才是合适的。但我也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我想问的是,我们该不该接受这三种不同策略背后所隐藏的共同观点,即往生命里装进尽可能多的东西呢?不论我们是在讨论大成就还是小追求,或是两者的组合,是不是往生命中添加的东西越多,生命的价值就越大?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假定越多越好,这是正确的吗?
假设我有一台小型拷问机,一台小型疼痛产生仪。我把你的手放进去,连上电极,转动手柄,打开开关,然后你感受到了一次电击。如果每次电击的强度都不一样,你担心下一次受到的电击有多难受是说得通的。但是,如果这台机器只有一种设置,开和关,每次电击的感受都完全一样,而且我已经电击过你很多次了,所以你确切地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受,而且你确切地知道还要被电击三次。(也许有人付钱请你参加一个诡异的心理学实验。)那么,我认为这时恐惧就是不合情理的。当你确切地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并且确切地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受时,你当然可能会反感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但这时恐惧不是合理的情绪。
我已经论证过,永生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好事。虽然世界丰富多彩,充满了不可思议,但最终每个人生命中的美好事物都会耗尽;永生将会变得糟糕透顶。但大多数人都离“即将耗尽生命中所有美好事物”还太远,我们大多数人都死得太早了。比如,如果你在30岁去世,对你来说能够活到40岁本来会更好。如果你在40岁去世,那么活到50岁、60岁、70岁或者80岁本来会更好。所以,我们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同意一个观点,那就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你活的时间越长越好。
另一方面,假设事情就像你在电影里经常看到的情节一样。这个窃贼是一位神偷,他为自己的“伟业”感到骄傲,并且会宣布他的行窃计划。比如,他可能会在《纽约时报》上登一则公告说:“4月27日,星期三,我会从××的公寓里偷走电脑。”而且,不管采取了什么防护措施,总是会有疏漏,被指定的这个人的电脑总是会被偷走。如果下周的行窃名单上写的是你的公寓,那么理所当然地,你可以生气,可以不爽,可以恼怒,可以为不知道如何采取充分的防护措施而觉得自己很蠢。但是,当你的名字和将要被盗的时间出现在公告上的时候,当这个窃贼全年都按照预示过的计划盗窃且从未失手的时候,我希望你同意说,此时的恐惧是不合情理的,一旦你确切地知道将要受到多大伤害,并且知道那个伤害将会发生,恐惧就不再恰当了。
让我们来比较图14.1中的两种生活。图中四边形的宽代表生命的长度,高代表在给定时刻生活的幸福水平。图中所示的两种生活过得一样好。为了有一个具体的概念,我们可以假设这两种生活在每一刻都有100分的幸福值,同时假设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幸福水平。我想,大多数人都偏好右侧的这种生活。我们都会同意在这个幸福水平上,能活100年的人生就比只能活50年的人生要好。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里我已经规定了,其他条件相同),生命的长度或持续时间越长越好。
相反,如果这个小偷随机作案,在每周的不同时间、从不同的袋子里偷不同人的甜点,你永远不知道他或她下一次将要去偷谁,那么你有理由害怕成为明天那个甜点被偷的人。说不定你觉得这个饼干小偷的例子太幼稚了,那么想象一下有人闯进隔壁公寓,偷走了笔记本电脑。在这里,恐惧也是说得通的,你有理由害怕他们下一次来偷你的电脑。此时,所有的三个条件都满足了;有一个令人恐惧的坏事,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坏事会发生的几率,而且这个几率还达不到成为一种确定性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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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注意,在这种时候,一些其他的负面情绪,比如愤怒和怨恨,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不管这个小偷是谁,他或她以为自己是谁啊,竟然敢偷你的曲奇?他们没有权利那么做!你可以生气,可以愤恨,还可以因为你没有甜点吃而伤心,如此日复一日。但你不应该感到害怕,因为没什么理由让你感到害怕。当你知道坏事肯定会来临,而且知道它究竟有多坏的时候,害怕就说不通了。
图14.1
假设事情是这样的,每天你都会带一份午餐去上班,并把它放在办公室的冰箱里。和午餐一起你还带了甜点,假设是一块曲奇。每天中午1点,你把午餐从冰箱里拿出来时,朝袋子里看,发现有人偷了你的曲奇!这是一件坏事。诚然,它不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但有人偷了你的曲奇确实也是一件坏事。而且,明天你的曲奇也有不容忽视的几率会被偷。所以,现在前两个条件已经满足了。实际上,明天你的曲奇不只是有不容忽视的几率会再次被偷,而且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事,它会日复一日地发生。也就是说,这件坏事肯定会发生,而且你知道它究竟有多糟糕(因为除了你的曲奇之外,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丢失)。那么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中,恐惧是不合理的。
但与此同时,我想我们都同意生命的长度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生活的质量也很重要。举例来说,假设你必须在两种生活中二选一:一种是长度为50年,“质量分”为100分的人生;另一种是长度为50年,质量分为130分的人生(见图14.2)。估计你会选择第二种人生。所以,生命的长度并不是我们唯一关心的要素,我们也注重生命的质量。
第三个条件,我想,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有争议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它是对的。这个条件就是:关于坏事是否会发生,必须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样你感到恐惧才是合理的。虽然我们还不清楚到底需要多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关于坏事是否真的会发生或会坏到什么程度,至少需要有某种不确定性。要弄明白第三个条件,我们需要想象一个情形:一件坏事将会发生;而且,实际上这件事百分之百会发生;同时,你也很确切地知道这件事会有多坏。我希望你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已经满足了前两个条件,恐惧仍然不是一种恰当的情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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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要使恐惧变得恰当,相应的坏事真实发生的几率就要足够大。当然,就这种几率要多大才算数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但至少我们可以同意:当这种几率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时,感到恐惧是不合理的。这就是第二个条件。
图14.2
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就很容易举出许多例子。假设我害怕被来自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的太空生物绑架,他们把我带回实验室,捅我戳我,然后将我活体解剖。我承认,这件事有发生的可能性,逻辑上它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样地,这件事发生的几率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我真的害怕这件事发生,你大可准确无误地向我指明,这种恐惧是不恰当的。它是不理性的。
从数学角度来考虑,我们会说幸福总量是生命持续时间和质量的二元函数。更准确地说,我们可以说幸福总量就是图中四边形所围起来的面积值,也就是将生命持续时间和质量相乘之后得到的数值。所以,在图14.2中,第一种人生的幸福总量为5000(50×100=5000)个单位的幸福,第二种人生的幸福总量为6500(50×130=6500)。当然,我们不必认为这些数值能如此精确,重要的是其背后所包含的想法,即四边形的面积代表了你在50年的生命中所能获得的幸福总量。
话又说回来,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特殊情况,在这些情况下,恐惧可能是合理的。假设你告诉我,在你不读关于死亡的哲学书时,你是一个野生动物训练员,或者你打算去一个马戏团工作,在那里你要训练老虎,那我当然会改变自己的说法。在这些情况下,你的确有可能被老虎伤害并杀死,这种几率是不容忽略的。我理解这种恐惧,它说得通。但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我认为,被老虎杀死的几率几乎等于零,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害怕被老虎吃掉或者害怕被老虎咬成重伤而死是不合情理的。
(如果我们接受有价容器理论的观点,而不是中性容器理论的观点,就需要一个更复杂的公式。将生命持续时间和质量相乘,得到的仅仅是生命内容的价值。如果活着本身也具有价值,那么我们需要增加一个额外的量来得到整体总和,以反映生命所包含的以及生命本身的价值。可以假定,这个额外的量是生命持续时间的一元函数。为了简便起见,我就不采用这种复杂的计算方式了。同样地,为了简便起见,我也将第十三章中提到那类观点放到一边,即不考虑人生的总体价值将受到人生整体形态的影响。)
第二个条件是,这件坏事发生的几率,即坏事降临到你身上的几率,必须是不可忽视的。只有逻辑上的可能性,不足以说明恐惧是一种合理的反应。比如,你有可能被一只西伯利亚虎撕成碎片,与死亡不期而遇,这在逻辑上看来并没有前后矛盾或不连贯一致。但这不是说这件事有什么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它发生的几率太小了,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你告诉我,你实在害怕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死去,那我只能说这种恐惧根本说不通,它是不合理的。
如果幸福是生命持续时间和质量的二元函数,那么我们可能就不得不面对二选一的情况。见图14.3所示,图中第二种人生持续的时间要比第一种人生长得多(100年,而不是50年),但是它的生活质量水平要低一些(90分质量分,而不是100分)。我们要问,在生命持续时间上的增量是否足以弥补在质量上的落差,从而使得第二种人生比第一种人生更好呢?如果我们诉诸幸福总量的概念,就会做出肯定的回答,因为第二个四边形的总面积要大于第一个四边形的总面积(9000单位:5000单位)。
所以,要使恐惧合理的第一个条件是:你的恐惧对象必须是不好的。如果我是偏头痛患者,我对偏头痛感到恐惧是合理的;而我对欣赏美丽的夕阳带来的快乐感到恐惧,就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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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害怕某事看起来合理,这件事必须是一件坏事。这也是有时候我们对有各种恐惧症(害怕蜘蛛、灰尘或者兔子)的人另眼相看的原因之一。我们会想,这怎么可能呢?可爱的小兔子一点儿也不危险,对兔子感到恐惧是不合理的;有些蜘蛛确实是有毒的,但我们在康涅狄格州郊区碰到的蜘蛛一般是无毒的,所以害怕蜘蛛也说不通。(当然,如果你住在澳大利亚的话,情况又不一样了,在那里毒蜘蛛更常见。)再次申明,这并不是说人们不能对蜘蛛或者兔子有这种情绪反应,只是它们看起来不合理。
图14.3
我想,第一个条件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如果有人过来跟我说:“下班后有人要送给我一个圆筒冰激凌,我感到很害怕。”我同样会很不解地看着他问:“你为什么要害怕?这件事怎么会让你害怕呢?”当然,这不是说他完全没有说得通的答案。如果他告诉我:“我正在减肥,但是我意志力太弱,如果他们给我一个圆筒冰激凌,我一定会吃掉的,那我这周就白节食了。”那我就能理解了。从一个节食者的角度来看,圆筒冰激凌可能是一种不好的东西,这样的话,就满足了恰当的恐惧需要的第一个条件。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那样的理由,如果你和我们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一样,那圆筒冰激凌是个很好的东西,它是一种稍纵即逝但让人由衷快乐的源泉,由此我就不明白你有什么理由害怕得到一个圆筒冰激凌。这说不通。
显然,当幸福总量被定义为生命质量和生命长度的乘积时,考虑幸福总量就是考虑生命质量重要性的一种方式。但是,这是正确的方法吗?这种方式给了生命质量足够的重视吗?
那么,让我们来想一下,恐惧需要什么恰当性条件呢?了解了这些相关条件,就可以进一步思考,对死亡感到恐惧是否恰当呢?但是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这些相关条件是什么。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想到了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使感到恐惧合乎情理,你害怕的事必须是一件坏事。
结论目前尚不明确,不过可以想一想另外两种人生之间的选择。在图14.4中,第一种人生可以幸福地生活很长时间,比如说100年,而且生命质量在一个极其高的水平上,有150分的质量分。假设地球上目前为止有过的最好人生其生命质量水平是125分,所以150分好得不可思议。你拥有了这样的人生,而且可以活100年!现在用这种人生和图中所示的第二种人生对比一下。在第二种人生里,生命质量非常不高,只有1分。需要提醒一下,这仍是值得一活的人生,因为1依然是一个正数。不过在任何时间点,这样的人生都只是勉强让人值得拥有罢了。(得分为0的人生虽然并不比不存在要差,但是不值得一过;负分的人生比从未活过还要糟糕。)尽管如此,虽然生命的质量很低,但是这个人生持续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它持续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我都无法按比例把它画出来了。(这就是我在线条中间标上了省略号的原因。)假设这段人生持续了30000年。
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探讨,使自豪这个情绪合乎情理需要满足什么精确条件,但那当然不是我的目的。我引入这个讨论是为了说明“情绪确实需要满足一定的要求”这个说法是合理的。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只要满足了这些条件就必然能感受到某种情绪,那是另一个问题了。不如这样说,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你拥有某种情绪才说得通,你感受到这种情绪才是理性的、合理的,因为这种情绪才是对你周遭环境及情形的恰当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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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成就不一定非要是你的成就,即使从简单的狭义上来说。比如,为你孩子的成就感到自豪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你和你孩子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成就是和你联系在一起的。在其他情况下,也许我们要考虑这种联系是否足够紧密,或者这种联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作为一个美国人,当美国运动员在奥运会项目上夺冠的时候,你也许会感到自豪,你会对自己说:“我没有参加比赛,尽管如此,我是个美国人,美国队赢了,我就会感到自豪。”这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可以理解你为何认为这份联系足够紧密。另一方面,如果你说:“德国人在奥运会上夺冠了,我真的很自豪。”我就会问你,你是德国人吗?你有德国血统吗?你出资赞助了德国奥运会运动队吗?如果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那就不符合恰当性条件,这时你感到自豪就说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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