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死亡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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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常情况下，当我们判断从一个人的身体中取出心脏是否合乎道德时，我们只需要问：“潜在捐献者是否活着？”毕竟，如果捐献者是活着的，而你将他的心脏取走，那么他将死亡，你就杀死了他，这显然是不应当的。每个人都享有生存权，其中必然包括免于被杀死的权利（以及其他权利）。

接下来想象有人需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器官组织的匹配测试结果表明，我是合适的捐赠者，你现在需要知道的就是：将我的心脏从我身体中取出，在道义上是否被允许。

但对反常情况的思考让我们明白，一旦深入研究，事物就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例如，假设我们接受的是人格论，那么如我们已证明的，对于D阶段我们似乎可说，我不再存活，但我的肉体依然活着。这自然就意味着，即使你从我的胸膛中取出我活蹦乱跳的心脏，你也不会杀死我——毕竟我早就已经死亡——你杀死的只是我的肉体。从道德上说是否允许这样做就不明显了。

我们还是再来研究研究D阶段。试想我的肉体启动人格功能的能力遭到破坏，但它开展肉体功能的能力却并未受影响，于是我的肉体就那么躺在医院病床上，心脏在跳动，肺部在呼吸，肠胃在消化，诸如此类，但却再也不能从事思索、推理、交流、爱与感知的行为了。

毋庸置疑，从一个活生生的身体中取出跳动的心脏，至少可以说，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对此感到不大舒服。仅仅盘算这么做，都叫人感到不道德得令人发指。但可能我们只是庸人自扰，因为我们未能把来龙去脉梳理仔细。

除了我们一起探究的关于生命终结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些生命起始的相应问题。尤其对于A阶段，即身体进行肉体功能而大脑却并未具有人格功能的时候，我们应该作何评论呢？这一阶段中我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如果接受肉体论，我们就可以说A阶段中我们确实存在。显然，A阶段中我还未成为人，但是没关系。我们也已证明，在肉体理念中我可以存在而非为人。相反，人格论中，我们就要说，A阶段中我还未存在，即便我的肉体已存在，因为在我的肉体之始我的人格还未形成。此处还有更深层的复杂问题有待界定（比如，我的肉体具体何时开始存在），但因为生命的起始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非我们的讨论内容，我不得不割爱。

假设我们需要判断的是谁有权利去杀人，或者此权利究竟是什么。我拥有生存权吗？还是只有我的身体有那种权利？（再或者有两种权利，一种是我的，一种是我身体的？）一方面，如果我的身体有生存权，那么取走我的心脏就一定是非道德的了，即便我已经死了！另一方面，如果只有我拥有生存权，如果权利的所有者是人而非身体，那么取走我的心脏从道德上来说是被允许的（也许在征得我的家人的同意之后），即使这会杀死我的身体，因为此举并不会侵犯我的生存权。于是，接受人格论显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那样的话，我们需要对道德哲学做长篇大论）。仅仅是将大门推开一道缝隙，说杀死身体是被允许的，因为杀死身体并没有真的杀死人，这也足以令人瞠目。

我忽然想到，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状况，那么衡量我们前几章所讨论的一系列问题的哲学标准就令人误解了。我们一直在纠结个人同一性的本质，即对他人来说何为“成为我”。但看一看这个标签本身，“个人同一性”，似乎无论答案是什么，其中已经暗含着我都将作为一个人的假设（且因此，相关问题其实只是既定对象与我会不会是同一人）。但如今，结果证明，这一假设——恰是这规范化的标签（standard label）本身已经暗含的意义——可能是错误的。肉体论认为，即便某些事物并非为人，也可以成为我。也许，哲学家不应将我们的难题命名为“个人同一性”，应该简单命名为“同一性”问题。（我们就个人同一性的讨论中，先前部分有可能也就同样地令人误解。比如第六章中我曾说道，倘若未来有人是与我相同的人，那么我就存活。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一条件超出我的基本存活的要求。）

那么，如果我们接受的是肉体论而非人格论呢？根据肉体论，我在D阶段仍然活着。那么，显然我们要说，拿走人的心脏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将杀死我的身体，从而也杀死了我。我们会说，如果说有什么事侵犯了我的生存权，在我仍活着时取走我的心脏肯定算一件，因此它是道德所禁止的。

那么，根据这种观念，作为人是你可以做一段时间然后不再做的一件事，不再做这件事并不会导致你不存在。就像一段时间内，你作为一个孩子或者教授。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是某物，然后不再是了，但你并不会不再存在。我曾经是一个小孩，但是我现在不是了，而我仍然存在着。孩子只是我经历的一个“时期（phase）”。同样地，以肉体论来看，成为人只是我——或者说我的肉体——经历的一个过程，成为人只是我的身体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进行的一件事。A阶段中我的身体并没有这样做，C阶段中自然也是不会做的。而如果我处于反常情况之中，D阶段中我的身体也不会这样做。成为人并不是我的本质，我为人只是我存在的一个方面；且自然地，只是我生命的一个方面。以上至少是肉体论所说的。（而人格论与之相反，成为人似乎确实是我的本质属性之一。除非我为人，否则我并不存在。）

但即便在这里，问题也没那么简单。如我们所知，活着也并非像说的那么好。就得到重要的东西而言，关键问题也并不是我是否活着，而是我是否为人。而在D阶段中，尽管我依然活着，我也已不再为人了。对这一情况的深入反思让我们逐渐明白，所谓“生存”权有些误导人。也许我并不拥有多少免于被杀死的权利，因为我拥有的是免于“非人化”（depersonified）的权利，即我的人格免遭破坏的权利。如果这一权利是真正的权利，那么只要我的人格已被销毁，从我身体中取走心脏就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了。可以肯定的是，在正常情况下，杀死他人确实也将他们的人格毁坏了，那么做就是不道德的。但在我不再为人却依旧活着的反常情况下，也许杀掉我最终能在道德上得到辩护。

然而，我实际上是一个人，但是照肉体论的说法，我就不一定一直是人了。当我是一具尸体时，我不是一个人，但是我仍然存在。而如果我落入反常情况——我的身体依然进行着消化、供血、呼吸等行为，但已不能思考推理了——此时我们不得不说，我存在，我也确实活着，但我已不再为人了。

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些问题的确重要且复杂。但在这里，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空间详尽探究答案。在指明几个可能的答案的方向之后，我就要把更进一步的问题撇在一旁了。

“我不再为人之时”，这一措辞相当古怪且令人感到意外。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一个人直到不再存在时，才能不再是一个人。用哲学术语来说，成为人是我的本质属性（essential properties）之一：只要我存在，我必须具有这一属性。但如果我们接受了肉体论，似乎就不得不认为，成为人不是我的本质属性之一了。我可以停止为人，但继续存在着。